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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的結論是：這部小說的作者是曹雪芹，也是寫曹家事，《紅樓夢》的前八十回是曹雪芹作的，後四十回是程偉元、高鄂新增上去的。
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發表後，蔡元培在他的《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裡，對胡適對他的批評進行了反批評。這場兩個大人物的“戰鬥”，雖然裁判，但最後應該胡適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
除蔡、胡二個外，上述這些學者中，有的分屬於這兩個陣營，但也有不少人是從藝術和人物分析的角度進行紅學研究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王國維。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早年深受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叔本華的影響，著有《紅樓夢評論》。王國維是最早從哲學與美學的觀點來批評《紅樓夢》之藝術價值的紅學家。他從人生哲學、美學的角度對《紅樓夢》進行解析。他說：“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欲之被償者一，而不償者什九。欲之不可得，苦痛隨之。生活之性質，不外乎苦痛。欲與生活與苦痛，三者一而已矣。。。。。。解脫之道，在於絕生活之慾。以生活為爐、苦痛為炭，鑄解脫之鼎。美術（藝術）的作用，就在於描寫人生的苦痛與其解脫之道，使我們在現實世界中，遠離生活之慾之爭鬥，得暫時的平和。《紅樓夢》中寫寶玉的痛苦，已伏下了解脫的種子。”他認為，《 紅樓夢》的倫理學價值是一個人生價值觀的問題。像寶玉那樣撒手塵世，絕父子、棄人倫、託身空門，不是人生的最高理想。一方面，人生要免除苦痛，必須放下一切，另一方面，如果人人都解脫，那麼宇宙、社會還有什麼呢？王國維認為，如果從通常的道德觀來看，解脫無疑是不可取的。他還對考證、索隱派提出了批評，他說，如果真的是象考證派認為的那樣，像《紅樓夢》這樣一本書，非作者親見親聞而不可能著，非局中人不能道。這樣推論下去，《水滸傳》的作者必為大盜，《三國演義》的作者必為兵家。作者之姓名與其著書的年月，是唯一應當考證的題目。至於賈寶玉是誰，則不必追究。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第四節 兩個小青年對權威的挑戰
第四節 兩個小青年對權威的挑戰
。對建國後的紅學來說，首先要提的是1954年。這一年，當時還是二十多歲小青年的李希凡和藍翎在當時山東大學校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的文章，批評物件直指俞平伯在“新建設”雜誌一九五四年三月號發表的“紅樓夢簡論”，他們認為，不能用考證的辦法來研究小說，“只有從現實主義創作的角度上來探討古典作家的傾向性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俞平伯先生離開了現實主義的批評原則，離開了明確的階級觀點，從抽象的藝術觀點出發，本末倒置的把水滸貶為一部過火的“怒書”，且對他所謂的紅樓夢的“怨而不怒”的風格大肆讚揚，實際上是企圖減低紅樓夢反封建的現實意義。”實事求是地說，這篇文章即使以當時的標準來衡量，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所以李、藍首先把文章投到當時權威刊物的〈文藝報〉，沒有被採用。後來輾轉找關係拿到他們的母校山東大學才發表在〈文史哲〉上。江青兩次到〈人民日報〉交涉要求轉載，也被拒絕。然而就是這樣一篇文章卻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並於1954年月10月16 日；他親筆寫下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對李、藍兩位“小人物”大加讚揚，對〈文藝報〉〈人民日報〉對“小人物”的冷漠、對“大人物”的保護嚴加斥責。信中寫道：
“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作者是兩個青年團員。他們起初寫信給《文藝報》，請問可不可以批評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們不得已寫信給他們的母校——山東大學的老師，獲得了支援，並在該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們的文章駁《紅樓夢簡論》。問題又回到北京，有人要將此文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以期引起爭論，展開批評，又被某些人以種種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給以反對，不能實現；結果成立妥協，被允許在《文藝報》轉載此文。嗣後，《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欄又發表了這兩個青年的駁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一書的文章。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