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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等，我父親不是知識分子。”
“怎麼會？！”
“事實就這樣。他在十六歲之前一個字也不識。”
他受了挫折，愣著，兩眼一片空白。腦子裡是更大的空白。
“不管怎麼說，對十六歲一個少年來說，你要他挑，他一定挑馬克思主義。你說呢？”
“可能吧。”十六歲的父親不知道馬克思是誰。不過我懶得跟你講清楚。
“三四十年代的美國，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同情共產主義。好萊塢的藝術家，不同情共產主義就是缺乏人性，缺乏人的根本良知、缺乏藝術獨創性。中國的三十年代，你父親至少是同情共產主義的。對吧？”
“嗯。”是共產主義同情我父親。不過你愛怎麼想就怎麼想。
我看一眼手錶：還有三十分鐘到五點。不知他是不是個按時上下班的人。
他看見我看錶，臉上出現“別為我操心”的溫和表情。
“沒關係，我不急著下班。”他說。他倒慷慨。“我還是第一次和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交談。我曾經學過兩個月的中文。我的中文老師三十年前從臺灣來。他對中國內地的認識比較書本化。”他也意識到自己的上下文有點亂，言歸正傳地說：“我肯定你父親是個浪漫的人。他浪漫嗎？”他見我猶豫地點點頭，勁頭又大起來：“也許中文裡浪漫的定義和英文不完全一樣——別去管它。關鍵是，你父親在十六歲這樣矇昧的年紀，很難把共產主義和人道主義區別開來。”
“那您是怎麼區別的？”
“區別什麼？”
“您剛才說，我父親的問題，是把共產主義和人道主義弄混了……”
“你看，我就知道他把它們弄混了。”他的得意在大臉蛋上發著紅光。“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正如美國那些跟你父親同代的知識分子，把共產主義和人道主義混得一塌糊塗！……”
“等等，我不記得我是否對你說過，我父親是知識分子……”
“你聽我說，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在美國大多數是知識分子”
“不過我父親不是……”
“能讓我把句子結束嗎？”
“對不起……”
“沒關係。”他定了定神，說，“要不你先說？”
“您先請。”
“還是你請。”
“是您在審訊我呀。”
“不不不，別叫它審訊，就是一般性的瞭解情況。咱們彼此瞭解嘛。來來來，你先請。”
我又一次看看錶。這人要是那種披星戴月的工作狂，我又得搭出去一小時工錢。
“我的父親十六歲參加了八路軍。不久國、共就合作了，把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隊伍統一整編，為了抗日救國。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不是以信仰劃分敵、我。因此，我父親參加共產黨的隊伍，不是因為他已接受了共產主義教育。我的英文，您還湊合能聽懂吧？”
“不湊合，不湊合。”
“後來我父親學了文化。在全中國解放的時候，他已經有高中畢業文化水平。”
“高中畢業當部長，我料定你父親一定是個很精彩的人！”
“謝謝您。”
“哪裡。”
“那個時候新的政權很缺人才，我父親又去夜校讀大學課程。兩年後他調任到另一個省份，大學只好擱下了。”
“很可惜。不過不管怎麼樣，你父親都是個精彩的人。十六歲能做那樣大的選擇——我兒子十九歲了，連大學主修都選擇不了！而且從你身上，我完全可以推斷你有個多麼精彩的父親。”
“謝謝。”
精彩的是我母親。一個鄉紳小妾的女兒，挎一個小包袱，裡面有十塊大洋和兩身旗袍，赤手空拳進了城，什麼本事也不憑，只憑年輕，憑她牢牢記住自己是個女人，而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佔一個本事大的男人。我的母親腦筋清楚，每一項選擇都不和小兒小女的兩情相悅弄混。她輕蔑那些被你親我愛的事弄得不可開交的少女們；那些和她同齡的女子是永遠不識好歹，不識時務的混蟲。母親在我十四歲情竇初開時這樣教導我：什麼叫頭髮長、見識短？她們那些混蟲就是頭髮長、見識短；胸無大志，百無一用。她說：你將來要那樣沒抱負，我可白養了你。於是她手一撒把我放飛了，飛到這舉目無親的陌生國度，包袱裡一樣是幾身衣裳十塊光洋。在機場海關，我回頭看身姿依舊的母親，她眼裡一道狠狠的光：丫頭，看你的了。
“我敢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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