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鐵生隨筆:病隙碎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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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便是人人都需要懺悔的理由。發現他人之醜惡，等於發現了自己之醜惡的可能，因而是已經需要懺悔的時刻。這似乎有點過分，但其實又適合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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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眼下很有些宗教熱的味道，至少宗教一詞終於在中國擺脫了貶意，信佛、通道、信基督都可以堂堂正正，本來嘛。但有一個現象倒要深想：與此同時，經常聽到的還是“挑戰”，向著這個和向著那個，卻很少聽到“懺悔”。懺悔是要向著自己的。前些天聽一位學者說，他在考證文革時期的暴力事件時發現，出頭作證的只有當年的被打者，卻沒有打人的人站出來說點兒什麼。只有蒙冤的往事，卻無撫痛的懺悔，大約就只能是怨恨不斷地克隆。缺乏懺悔意識，只好就把慘痛的經驗歸罪給歷史，以為瀟灑，以為豁達。好像歷史是一隻垃圾箱，把些誰也不願意再沾惹的罪孽封裝隱蔽，大家就都可以清潔。

懺悔意識，其實並非只是針對那些文革中打過人的人。輝煌的歷史倘不是幾個英雄所為，慘痛的歷史也就不由幾個歹徒承辦。或許，那些打過人的人中，已知懺悔者倒要多些，至少他們的不敢站出來這一點已經說明了良心的沉重。倒是自以為與那段歷史的黑暗無關者，良心總是輕鬆著——“笑話，我可有什麼要懺悔？”但是，你可曾去制止過那些發生在你身邊的暴行麼？尤其值得這樣設想：要是那時以革命的名義把皮帶塞進你手裡，你敢於拒絕或敢於抗議的可能性有多大？這樣一問，理直氣壯的人肯定就會少下去，但輕鬆著的良心卻很多，仍然很多，還在多起來。

十八

記得文革剛開始時，我曾和一群同學到清華園裡去破過四舊，一路上春風浩蕩落日輝煌，少年們滿懷豪情。記不清是到了誰家了，總之是一位“反動學術權威”吧，到了人家的客廳裡砸碎幾隻花瓶，又去人家的臥室裡割破了兩雙尖皮鞋，然後便想不出再要怎樣表現一腔忠勇。幸虧那時知識太少，否則就可能親手毀滅一批文物，可見知識也並不擔保善良。正當我們發現了那家主人的髮型有階級異己之嫌，高叫剪刀何在時，樓門內外傳來了更為革命的吶喊：“非紅五類不許參加我們的行動！”這樣，幾個同學留下來繼續革命，另幾個怏怏離去。我在離去者中。一路上月影清疏晚風憂怨，少年們默然無語，開始注意到命運的全面臉色。

待暴力升級到拳腳與棍棒時，這幾個不紅不黑的少年已經明確自己的地位，只作旁觀了。我不敢反對，也想不好該不該反對，但知不能去反對，反對的效果必如牛反對拖犁和馬反對拉車一般。我心裡兼著恐懼、迷茫、沮喪，或者還有一些同情。恐懼與同情在於：有個被打的同學不過是因為隱瞞了出身，而我一直擔心著自己的出身是否應該再往前推一輩，那樣的話，我就正犯著同樣的罪行。迷茫呢，說起來要複雜些：原來大家不都是相處得好好的麼，怎麼就至於非這樣不可？此其一。其二，你說打人不對，可敵人打我們就行，我們就該文質彬彬？偉大的教導可不是這樣說的。其三，其實可笑——想想吧，什麼是“我們”？我可是“我們”？我可在“我們”之列？我確實感覺到了那兒埋藏著一個怪圈。

十九

幾年以後我去陝北插隊。在山裡放牛，青天黃土，崖陡溝深，思想倒可以不受拘束，忽然間就看清了那個把戲：我不是“我們”，我又不想是“他們”，算來我只能是“你們”。“你們”是不可以去打的，但也還不至於就去挨。“你們”是一種候補狀態，有希望成為“我們”，但稍不留神也很容易就變成“他們”。這很關鍵，把越多的人放在這樣的候補位置上，“我們”就越具權勢，“他們”就越遭孤立，“你們”就越要乖乖的。

這邏輯再行推演就更令人膽寒：“你們”若不靠攏“我們”，就是在接近“他們”；“你們”要是不能成為“我們”，“你們”還能總是“你們”？這邏輯貫徹到那副著名的對聯裡去時，黑色幽默便有了現實的中國版本。記得我站在高喊著那副對聯的人群中間，手欲舉而又怯，聲欲放卻忽收，於是手就舉到一半，聲音發得含含糊糊。“你們”要想是“我們”，“你們”就得承認“你們”是混蛋，但是但是，“你們”既然是混蛋又怎能再是“我們”？那個越要乖乖的位置其實是終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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