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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不堪的婚姻磨折掉的，何止是青春而已，同時被摧毀的，還有對未來的信心。
實事求是的說，在那樣一個時代，是很難要求一個平民女子勇敢地站起來，闖出一片新天地的。
《詩集傳》雲此段“興也”，其實更準確的說它是比中有興。詩人運用這兩個比喻，強烈地抒發了一腔怨憤，訴說了棄婦無邊無際的痛苦。 我並不覺得《氓》完全是首棄婦詩。“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在二三其德的男子面前，“士貳其行”後；這個婦人不是忍氣吞聲，不是低眉順眼，也不只是哀傷痛悔，卻說“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既是你變了心，咱們的關係就此斷了吧。她決然而去，是怎樣的剛烈和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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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我是真的決定離開（4）
然而她果真能做到嗎？方玉潤認為：“雖然口縱言已，心豈能忘？”（《詩經原始》）。是的，從這女子一貫重情的性格來看，她對男子不可能在感情上一刀兩斷，起碼一時三刻絕對做不到。令人欣慰的是，她能夠這樣認識，已比《詩經》中其他的棄婦強太多。
《氓》這樣一首真摯的詩，自漢代以來，卻為學者所不恥，那些經學儒生不在意女子所受的苦，卻多以道德規範來觀測此詩，認為是“刺淫奔”之作，朱熹甚至說：“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並進一步引申說：“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
朱熹的話我看了就生氣，老是掉長了老臉道貌岸然，“淫婦”長“淫婦”短的，好像全天下人都要如他所宣揚的從封建禮教出發，要求婦女乃至讀書人樹立強烈的節烈觀，否則就是“淫喪”。也不知道他青春發育期受了什麼刺激，思想如此的偏激！
還是清人方玉潤比較公正，他的《詩經原始》寫得也好。他評說此詩“為棄婦而作也”，並以之與《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即《孔雀東南飛》）相比，認為“此女始終總為情誤”，可謂一針見血。
《氓》能夠翹居棄婦詩的榜首，自然有其獨到之處。它最主要的藝術特色是運用了回憶和對比的手法。尤其是對比的手法運用的極為突出。有女子與“氓”個性的對比，“氓”前後言行的對比，女子前後思想感情變化的對比。《氓》不但透過對比突出了人物的性格，而且還寫出了人物性格的發展，勾勒出兩個鮮明的人物形象。尤為可貴的是能在展示女主人公悲劇命運的同時，把握住深摯而複雜的感情，或喜或悲，或愛或恨，塑造出一個有血有肉、有鮮明個性的女子形象。有人認為它已具有戲劇因素，不為無見。戲劇的主要因素就是在矛盾衝突中刻畫主要人物的性格。婚變，自古有之，難得《氓》擷民風，寫民事，客觀寫實。
《氓》的悲劇性，今人也不用總結了，再說也不如白居易說得透徹——“為君一日恩，誤妾百年身。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
男人見男人，才窺得到那散落在心肝脾肺腎裡點點滴滴的鶴頂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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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1）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衛風·木瓜》
灑家最近減肥減得比較饞，寫《詩經》經常下意識想到吃的。寫《木瓜》想到俺老家的宣木瓜果脯，很清甜很滋養。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裡載：“木瓜處處有之。而宣城者為佳。”古人的廣告往往言簡意賅，切中要害，一個佳字就說明與眾不同。恰好這個“佳”字無論是用來誇俺老家的木瓜，還是誇古老的“衛風”裡的《木瓜》都挺合適的。
古代的男女交往，其實蠻好玩的。據《周禮·地官·媒氏》載：經常會選在仲春之月，然後呢男男女女聚集在一個風光明媚的地方，互相贈送水果或者鮮花，這樣搞起來就很像趕集，陣仗很驚人。大家聚在一起舉行水果鮮花交換party。其景況很類似於現在人經常在一起舉辦的速配沙龍或是相親大會。我有段時間就很懷疑電視上的速配節目的招是怎麼想出來的，後來才曉得原來是出自《詩經》。
至於為什麼選在仲春之月就更好玩，仲春大約是古人眼中最繁盛的季節，花草鮮妍，萬物滋潤，正是天地間陰陽二氣調和最好的時候，這個時候年輕男女也容易動情，所以讓他們交往，尋找伴侶是合乎自然，秉承天道迴圈的。這種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