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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喜歡得不得了，有時候我們都不得不叫救護車。例如有一天晚上，艾德·布林格給我表演他的一種絕技，扭傷了腿。每個人都這麼快活，沉浸在音樂中，臉上放光，以致他花了一個小時才說服我們，他真的很痛。我們試圖把他送到醫院去，但是醫院太遠了，而且，我們覺得很好玩，不時把他掉到地上，弄得他像瘋子一樣叫喊。於是，我們最終就在報警亭打電話請求幫助，救護車來了，同時也來了巡邏車。他們把艾德送到醫院，我們其餘的人則被送到班房去。在路上，我們扯著嗓子唱歌，在我們被保釋出來後，我們仍然感覺很好，警察們也感覺很好，於是我們都集中到地下室，那裡有一架破鋼琴，我們就接著又彈又唱。這一切就像歷史上公元前的某個時期，它的結束不是因為戰爭，而是因為甚至一個像艾德·鮑里斯家那樣的地方，都不能免受周圍環境滲出的毒汁的影響。因為每一條街都正在變成一條香楊梅大道，因為空虛正充滿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整個大陸。因為，在某一段時間之後，你在全國各地哪個地方也不可能走進一幢房子，看見一個人倒立著唱歌。不再有這樣的事。哪兒也沒有兩架鋼琴同時彈奏，沒有兩個人願意整夜彈琴，只為了取樂。能像艾德·鮑里斯和喬治·紐米勒一樣演奏的兩個人，都被廣播電臺或電影業僱去了，他們的天才只用上了一小點兒，其餘的都被扔到垃圾桶裡去了。根據公開展示來判斷，在偌大一個美洲大陸，竟沒有人知道可以使用什麼樣的天才。後來，我就聽專業人員扮著怪臉的演奏來消磨下午的時光，這就是我之所以常常坐在汀潘街住家門前臺階上的原因。那音樂也很美，但是不一樣。其中沒有樂趣，這是一種永久的演習，只是為了掙錢而已。在美國的任何一個人，只要有一點點幽默，他就把它積累起來，以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他們當中也有一些了不起的瘋子，一些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人，一些沒有留下姓名的人，他們是我們造就的最優秀人才。我記得凱思夜總會有一個無名的表演者，他大概是美國最瘋狂的人，也許他為此每週掙五十美元，一個星期裡，他每天都演出，而且一天三次，他的演出使觀眾目瞪口呆。他不按場次來表演——他只是即興表演。他從不重複他的玩笑或絕技。他十分投入，我也不認為他是吸了毒才這樣投入的。他天生像只秧雞模樣，他身上的能量和歡樂是那樣強烈，沒有什麼東西能包容得住他們。他會演奏任何樂器，跳任何舞步，還能當場編出故事，一口氣講出來，一直講到鈴響。他不僅滿足於自己的表演，而且也會幫助別人擺脫困境。他會站在舞臺兩側，等待適當時機，闖入到另一個傢伙的演出中。他就是全部演出，這種演出包含著的治療方法比現代科學的整個武庫都多。他們應該把美國總統拿的工資付給這樣一個人。他們應該解僱美國總統和整個最高法庭，確立這樣的人當統治者。這個人可以治療有史以來的任何疾病，而且，他也是那種有求必應、不取報酬的人。這是一種能騰空瘋人院的人。他不建議治療——他使每一個人發瘋。在這種解決方法和一種永久的戰爭狀態即文明之間，只有一條其他出路——這就是我們每個人最終要走的道路，因為其他的一切都註定要失敗。代表這惟一道路的那種象徵物長著一個有六張臉、八隻眼睛的腦袋；腦袋是一個旋轉的燈塔，頂上不是可能會有的三重冕，而是一個洞，給那裡很少的一點兒腦髓通氣。我是說，只有很少腦髓，因為只有很少行李可以帶走，因為生活在全意識中，那灰色的物質就變成了光。這是人們可以置於喜劇演員之上的惟一一種型別的人；他既不笑也不哭，他超越了痛苦。我們還不認識他，因為他離我們太近，事實上，就在面板底下。當喜劇演員使我們捧腹大笑的時候，這個人，我猜想他的名字也許叫上帝，如果他必須有一個名字的話，他大聲說起話來。當整個人類都笑得前仰後合，我意思是說，笑得肚子痛，那時候，每個人便上了正道了。那一時刻，每一個人既是上帝，也是任何別的什麼。那一時刻，你消滅了二元、三元、四元、多元意識，這是使那灰色物質以絲毫不差的褶層在腦殼頂部盤繞起來的東西。在那時刻，你會真正感到頭頂的那個洞，你知道你曾經在那裡有過一隻眼睛，這隻眼睛能同時將一切盡收眼底。這隻眼睛現在不在了，但是當你笑到眼淚直淌、肚子直痛的時候，你真的是在開啟天窗，給腦髓通風哩！在那時刻沒有人能說服你拿起槍來殺死你的敵人，也沒有任何人能說服你開啟厚厚的一卷書，來讀裡面形而上學的世上真理。如果你知道自由意味著什麼，我指的是絕對自由而不是相對自由，那麼你必須承認，這是你達到自由的最近的捷徑。如果我反對世界的狀況，這不是因為我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