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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我一點兒也沒有費勁。當時我三十歲。我有老婆孩子，以及一個所謂“負責任的”職位。這些是事實，事實算不了什麼。真實情況是，我的願望如此強烈，以致它變成了一種現實。在這樣的時刻，一個人做什麼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他是什麼。正是在這樣的時刻，一個人變成了天使。這正是我的遭遇：我變成了天使。天使的價值不在於純潔，而在於能飛。天使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刻，衝破形式，找到他的天堂；他有本事下降到最低等的事情中而又隨意脫身。在我說到的那個晚上，我完全理解這一點。我純潔無瑕，沒有人性，我超然於人之上，我有了翅膀。我沒有了過去，不關心未來。我超越了狂喜。當我離開辦公室的時候，我摺疊起我的翅膀，把它們藏在我的大衣底下。 舞廳就在劇院的邊門對面，我常常在下午坐在劇院裡而不去尋找工作。這是一條劇院街，我常常在那裡一坐好幾個小時，做著最充滿暴力的夢。好像紐約的整個舞臺生活都集中在這一條街上。這就是百老匯，這是成功、名譽、奢華、油彩、石棉幕布，以及幕布上的窟窿。坐在劇院的臺階上，我常常凝視對面的舞廳，凝視甚至在夏天的下午也點著的一串大紅燈籠。每一個窗戶裡都有一個旋轉的排氣風扇，似乎把音樂也吹送到街上，消失在來往交通的刺耳喧鬧聲中。在舞廳的另一邊的對面，是一個公共廁所，我也常常坐在這裡，希望搞個女人，要不就搞點兒錢。在廁所上面的街面上，有一個報亭，出售外國的報紙雜誌；一看到這些報紙，看到報紙上印刷的陌生語言，就足以使我一天都不得安寧。 沒有一點點預先考慮，我走上了通向舞廳的樓梯，徑直來到售票亭的小窗戶跟前，希臘人尼克坐在那裡，面前放著一卷票。像樓下的小便池和劇院的臺階一樣，這隻希臘人的手在我看來像是一件獨立存在的東西——從某個可怕的斯堪的納維亞神話故事中搬來的一個吃人妖魔的毛茸茸的大手。總是這隻手對我說話，這隻手說“瑪拉小姐今晚不在這裡”，或者“是的，瑪拉小姐今晚晚來”。我的臥室有帶柵欄的窗戶，我在裡面睡覺，睡夢中總把這隻手當做一個孩子。我會狂熱地夢見這窗戶突然被照亮，映出正趴在柵欄上的吃人妖魔。一夜又一夜，這毛茸茸的怪物來找我，趴在柵欄上咬牙切齒。我會在冷汗中驚醒，房子一團漆黑，房間裡寂靜無聲。 我站在舞池邊上，注意到她朝我走來；她儀態萬方，一張大圓臉漂亮地在圓柱形的長脖子上保持平衡。我看見一個女人，也許是十八歲，也許是三十歲，有著深黑色的頭髮，一張白淨的大臉龐，一張白白胖胖的臉龐，一雙眼睛炯炯有神。她穿一身時髦的藍毛絨套裝。她那豐滿的身體，她那像男人頭髮那樣在一邊分開的又細又直的頭髮，我現在都歷歷在目。我記得她朝我嫣然一笑——會意的，神秘的，稍縱即逝的——一種突然發現的微笑，像是一陣風。 全部存在都集中在臉上。我真想就把腦袋取下來，拿回家去；夜裡把它放在我旁邊，放在枕頭上，同它做愛。當嘴張開、眼睛睜開的時候，全部存在都從其中煥發出照人的光彩。這是從一個未知的光源，從一個隱藏在大地深入的中心發出的光彩。我想到的只有這張臉，這像子宮一般奇異的微笑及其絕對的直覺性。這種微笑稍縱即逝，像刀光一閃那樣快得令人痛苦。這微笑，這臉，高高架在一個白淨的長脖子上，極度敏感者的強健的、天鵝般的脖子——也是絕望者與被罰入地獄者的脖子。 我站在紅色燈光下的拐角處等她下來。這大約是凌晨兩點，她正要離去。我站在百老匯大街上，紐扣孔裡插著一朵鮮花，感覺身心十分潔淨，卻又非常孤獨。幾乎整個夜晚我們都在談論斯特林堡，談論他筆下的一個叫做亨麗葉特的人物。我十分留神地聽著，竟然入了迷。就好像從一開始，我們就進行了一場賽跑——朝相反的方向。亨麗葉特！剛一提到這個名字，她就幾乎立即開始談論起她自己，而又沒有完全撒手放開亨麗葉特。亨麗葉特被她用一根無形的長繩子牽著，她用一根手指神不知鬼不覺地操縱著這根繩子，就像沿街叫賣的小販，他在人行道上站得離黑布稍遠一點兒，表面上對在布上輕輕搖晃的小機械裝置漠不關心，實際上卻用牽著黑線的小手指一陣一陣地牽動著這玩意兒。亨麗葉特就是我，是我的真正自我，她似乎在說。她要我相信，亨麗葉特真的是惡的體現。她說得如此自然，如此天真無邪，帶著一種幾乎低於人類的坦率——我怎麼會相信她就是這個意思呢？我只能微笑。似乎向她表明我相信。 突然我感覺她來了。我轉過腦袋。是的，她徑直走來，儀態萬方，眼睛炯炯發光。我現在第一次看到她有著什麼樣的儀表。她走過來就像一隻鳥，一隻裹在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