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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學校址現在已經變成了北京大學。前些日子我去北京，特地去臨湖軒看一看。我記得小時候，常常跟著父親到臨湖軒去玩。那時的司徒先生在我眼裡，高高大大，很溫和，從來沒有見他生過氣、發過怒。
司徒先生的太太愛琳跟隨他在中國生活了22年，1926年6月5日在北京去世，去世那天正好是燕京大學新校園建成搬家的日子，她的靈柩就下葬在新落成的燕京大學校園旁的燕大公墓裡。司徒先生晚年的一個遺願，便是能將骨灰埋到中國，再回燕園，也再回夫人身邊。
從校長到外交家
我是1934年出生的。“盧溝橋事變”那天，父親在外邊聽戲，聽說出事後趕緊讓人匆匆拉回家，在路上買到報紙的號外，才知道日本人已快打進城了。
“七七”事變後，北大、清華等許多大學已陸續南遷，但司徒雷登先生權衡再三，決定讓燕大繼續留在北京。為了保護學校免遭日寇騷擾，司徒雷登由原來的教務長重新擔任校長，並讓學校懸掛美國國旗。但“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宣佈對日作戰當天，日本憲兵便派兵將學校包圍，在日佔區堅持了4年之久的燕京大學被迫關閉。
傅涇波：追隨司徒雷登44年（4）
事發當天，司徒先生並不在校，他應天津校友會的邀請在一天前到達天津。1941年12月9日一早，正當他準備回校時，兩個日本憲兵找到他在天津的下榻處將他逮捕，押送回北京。
最初，司徒雷登與近2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記者和傳教士，被關在美國領事館。但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