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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回北京。
最初，司徒雷登與近2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記者和傳教士，被關在美國領事館。但4周後，絕大多數人被釋放，只有司徒先生與協和醫院院長亨利·霍頓博士及財務主管鮑恩博士仍被繼續關押。
司徒先生與協和醫院的另外兩位美國人一直被日本關押近4年之久。他後來告訴我，為了打發時間，他把自己能想起的漢語成語寫出來翻譯成英語，我現在還儲存著那些已經發黃的紙。另一個打發時間的方式是猜字謎——這三位被關押的美國人當年也成了轟動一時的新聞人物，他們獲釋後，《時代》週刊用這樣一個標題描寫他們的經歷：一千五百個夜晚的字謎遊戲。
其實就在司徒先生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後不久，作為他的助手，父親也被軟禁在家裡不許出門，還要時常被日本憲兵隊叫去接受訊問。那時我們家還住在西四的磚塔衚衕，是一個有三四進的大四合院，爺爺、奶奶還有叔叔都和我們住在一起，是一個大家庭。我那時在西什庫的聖心小學上學，我們孩子還可以自由出入。但父親被軟禁後，家裡的生活也變得很艱苦，能吃到窩頭已經算不錯了，我記得那時家裡經常吃那種本來是喂牲口的、極難下嚥的“混合面”。到美國後很多年，想起那段日子，我還忍不住問母親：“那一段我們是怎麼熬過來的？”
1945年7月4日，已瀕於潰敗的日本方面終於允許父親探望司徒先生，父親也是被囚禁了3年多的司徒先生見到的第一個“外人”，此後，父親一直探望司徒先生，直到1945年8月17日，被監禁了3年零8個月又10天的司徒先生重獲自由。
9月16日，父親陪同司徒雷登去重慶參加抗戰勝利大會，在那裡，他們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告訴司徒先生，延安有許多他當年的學生。司徒先生笑著說，他了解。幾天後，毛澤東和周恩來請父親與司徒先生一起吃飯。司徒先生後來說，他當時沒有想到，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他將在馬歇爾將軍主持的國共和平談判會議上經常同共產黨代表團團長“周先生”打交道。
也是在這一次由美國返回中國時，父親勸司徒先生在南京停留時拜訪一下他的老朋友蔣介石，司徒先生接受了這個建議，結果也改變了他後來的人生道路——在蔣氏夫婦的介紹下，司徒雷登見到了作為美國總統私人代表、負責調停國共兩黨糾紛的馬歇爾。他對中國的深入瞭解以及與各派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給馬歇爾留下了深刻印象。半個月後——1946年7月，經馬歇爾推薦，美國政府決定任命司徒雷登為駐華大使，接替已於1945年11月離職的赫爾利。
那時司徒雷登已近70歲，對於大使任命，他提出兩點要求：一、希望兩年內完成大使任務後仍回燕京大學；二、出任大使必須要有傅涇波做助手。可見父親對他的重要性，這個請求得到了馬歇爾的特批，於是父親以“私人顧問”的身份跟隨司徒先生到了南京，而母親和我們繼續在北京生活。父親不是美國公民，美國大使讓一箇中國公民擔任他的秘書，這在當時也是夠特殊的。
不願告別的司徒雷登
很顯然，美國政府希望能利用司徒雷登對中國的瞭解以及與各政黨之間良好的人際關係，達到他們所期望的國共調停。*代表周恩來、鄧穎超和葉劍英也發表講話，歡迎對司徒雷登的任命；當時的國內輿論對此也持樂觀態度。
傅涇波：追隨司徒雷登44年（5）
的確，27年的燕京大學校長身份，使司徒先生無論在哪一派政治勢力中，都有一群身居要職、對他懷有敬意的燕大畢業生。國民黨方面自不用提，共產黨方面，比如重慶談判開始就一直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龔澎（注：外交部前部長喬冠華的前妻），是1933年入校的燕大新聞系學生；還有後來擔任過外交部長的黃華，是1932年入校的燕大經濟系學生。
但是，單憑一個司徒雷登，已不能可扭轉當時的大局。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攻佔南京。當時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包括蘇聯在內的許多國家使館人員都撤到了廣州，而一直被視為暗中支援國民黨打內戰的美國大使卻一直堅持留在南京未走。之前，“*代總統”李宗仁派人請父親去，讓他勸司徒雷登趕快撤到廣州去。但父親與司徒雷登的想法是：一旦撤到廣州，便徹底失去了與共產黨接觸的機會。於是，雖然使館大部分人員都已撤往廣州，但父親與司徒先生還有幾個年輕助手一起留在南京。
南京解放後，被派到那裡主管外事局工作的是黃華。黃華原名叫王汝梅，是比較早加入共產黨的燕京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