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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吃邊看，以至若干年後，鄭安娜印象最深的便是那隻馬寶山牌餅乾桶。
聖瑪麗亞是一所教會學校，很注意英語教育。起初媽媽的英文成績並不理想，而她又不像身邊那些家境富裕的同學請得起家庭教師，別人玩的時間，她都用在讀書上。到了第二個學期，她的英文就讓同學們刮目相看，早年打下的紮實的英語基礎，也使媽媽一生受益匪淺。
我記得小時候有一次問媽媽：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匹夫是男的吧？媽媽回答：女的也一樣。媽媽讀書時，聖瑪麗亞學校的校長說過一句話：“我們不但要培養大使夫人，更要培養女大使。”大姨後來也跟我說：我和你媽媽都不是以“夫人”身份而是以外交人員身份參加工作、獲得認可的——大姨龔普生曾任外交部國際司司長、中國首任駐愛爾蘭大使，而媽媽用一生的努力證明：在以男性為主的社會里，女性依然可以憑藉自己的能力獲得承認與尊重。
太行山上
1933年，19歲的媽媽考入燕京大學歷史系，與一年前考入經濟系的大姨成為校友。在燕京讀書的第一年，因為參加的社會活動比較多，成績有點下降。媽媽很好強，她立志拿到獎學金，到了第二學期，她果然又拿到了班級第一。
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後來在一本書中曾寫道：“國民黨政府把大批最有才能最能幹的青年男女驅趕到了中國最後的希望——紅旗之下，在他們當中有一批就是司徒雷登博士所主持的燕京大學最優秀的基督徒學生。”媽媽與大姨無疑就屬於斯諾所說的這一批學生。媽媽在燕京期間加入了共產黨，與俞啟威（黃敬）、姚克廣（姚依林）、王汝梅（黃華）等幾位一起，成為北京最活躍的學生運動領袖。
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燕京大學出動了6個大隊，母親是大隊長之一。對這次學生運動，國民黨封鎖訊息，除了斯諾發了一條獨家訊息外，北平各大報紙都沒有任何報道。在斯諾建議下，燕大學生自治會在未名湖畔自己組織了一個外國記者招待會，主持這場招待會的正是媽媽和大姨。媽媽的機智和口才給記者們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是年輕大學生們的第一次，也是媽媽的第一次，也是她數十年新聞發言人生涯的開端。
1937年夏，媽媽大學畢業後回到上海，在母校聖瑪麗亞中學教書。抗戰爆發後，很多青年學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媽媽便是其中一位。媽媽雖然沒有告訴家裡真實去向，但姥爺已猜出幾分。雖然姥爺的身體不是很好，但他默默同意了媽媽的選擇。
可以說，對媽媽這樣帶著一腔浪漫激情的青年學生來說，真正的考驗是到達延安以後才開始的。與媽媽同去的學生中有的就動搖了，輾轉回到了城市裡，而媽媽和另外兩名學生堅定地留了下來。當時到延安的有很多女學生，她們情況各不相同，有的是為了逃婚，有的是因為遭受打擊，也有的是因為家境貧寒。而媽媽不一樣，她的家庭和諧，媽媽本身也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離開家，離開父母，放棄優越的生活條件，對她來說是為革命付出的代價，這需要一種偉大的理想和使命感做動力，這也是媽媽和許多革命者的不同之處。媽媽很崇拜彭湃，他出身於廣東一個富裕人家，卻放棄了物質生活投身革命。為此，媽媽在奔赴延安時，特地把自己的名字由“龔維航”改成了“龔澎”。
我的母親龔澎（3）
1938年10月，媽媽在延安馬列學院畢業後，分配到太行山沁縣《新華日報》華北版工作。從延安出發到太行山的路上，恰巧與第18集團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同行，一路上兩人邊走邊談，這一路，竟戲劇性地改變了媽媽的行程。愛惜人才的彭老總決定把媽媽留在八路軍總部秘書科，這段時間，媽媽擔任過彭德懷和朱德的秘書。
1938年，在燕大經濟系教書的英國教授林邁克，與其他3人歷時3個多月，徒步來到八路軍駐地，得到朱老總接見，媽媽為他們擔任翻譯，這為她後來走上新聞與外交道路奠定了基礎。
媽媽後來跟我回憶：初到延安時，她還有一些小資產階級情調，會莫名其妙地感傷，遇到挫折會覺得周圍人不理解自己。但到了太行山區，特別是穿上八路軍軍裝後，她感覺整個人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她在山西參加婦救會工作，與當地婦女同吃同住，她可以很長時間不洗澡，頭上長滿了蝨子。在我看來，媽媽從單純的學生轉變為堅定的革命者，就在這個時期。
到延安後，媽媽曾經用英文寫了一份自傳，回顧自己為什麼離開繁華的上海，一直持續寫到後來赴重慶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工作。那時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