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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週刊增加了每期篇幅，開始了向綜合性週刊發展的努力，但“口述”的方向一開始卻沒有出現，所以說，這個欄目是她自己，朝著自己興趣的方向磨合出來的。這一年的抗戰系列報道，突出了她對歷史人物的興趣與在重寫歷史中採訪“遺老遺少”的能力，在對抗戰歷史現場的重新觸控中，她總能“柳暗花明”，找到那些更為感人的東西。她告訴我，相對光鮮的人物，她對塵封的那些人物身上已經過去的歷史烙印甚至苦難更感興趣。之後，她利用去紐約開會之機採訪到了唐德剛；因為對楊沫當年生活八卦的好奇，又採訪到了老鬼。對老鬼這篇專訪發表在2005年的最後一期，其實也是“口述”這個欄目實質的開頭，只不過這個欄目到2006年1月，推遲了一年開欄而已。
從某種意義，這個欄目也可以說是一種移植。
1998年，因為張新奇的牽線（他80年代曾與韓少功一起在海南創辦了《海南紀事》），劉波當時願意投資來辦一本記憶雜誌，因為借用廣東僑辦的刊號《華夏》，所以叫《華夏記憶》。李陀、汪暉、羅點點，在一起幫我策劃這本雜誌時，都曾認為，個人史可能促進我們更豐富深入地認識20世紀中國，變成一種新的精神財富。在策劃與搭建這本刊物時，我曾以為，它與生活週刊將來能成為一個向前探究，一個向後探究兩個互為影響的方向。當時編成的第一期，曾令許多知識分子感覺到一種分量，它以羅點點回憶“*”中他的父親羅瑞卿為封面，黑色為底，整本內容很有精神價值。遺憾的是，出版後竟馬上就遭遇了“文化商人”的質疑。當時劉波手下負責媒體投資的一位深諳美國商業媒體操作的老闆首先發問，請問這本雜誌的讀者物件是誰？老人嗎？那麼廣告物件是誰？沒有廣告，定位顯然是有問題的，投資也就不能支援。於是，《華夏記憶》的第二期馬上變成了姜文的記憶，封面為翠綠色，時髦了。那時大家都怕陳舊的東西，當然也就不可能明白，時髦其實是沒有長久的生命力的。
序（3）
李菁的“口述”，由此透過她堅持不懈的努力，變成了原來《華夏記憶》在一本刊物上想實現而未能暢快淋漓體現的想法的具體實踐。也許，一整本的記憶形態確實過於單一，其沉重與苦難難讓習慣了時尚生活的讀者消費。但作為一個欄目，它恰恰成為一本雜誌五彩斑斕中一種也許是相逆的色調，竟解決了年輕讀者有可能的閱讀障礙，反而給他們別樣情調。有了這個欄目，不僅李菁的興趣有了寄附，而且解決了她個人與讀者的一種獨特聯絡。應該說，這個欄目中的每一個人物，都投入了極多她自己對那個時代氛圍的追索。每接近一個人物，她都要做大量功課，以使自己走進這個真實歷史人物的生存之中。透過這種走近，拉近了對這個人物與他所包裹的歷史的觀察，這樣的口述更多是對人物歷史充滿好奇的觀察後追問的結果。這種追問結果在被整理過程中，又被賦予了許多李菁自己的情感，由此往往因為細節被情感敘述著而充滿感染力，突破了歷史記憶原來的單一化敘述，這正是這個欄目能夠迅速被各種型別讀者喜歡的原因。這樣的欄目既然形成，就已經成為李菁的一種精神寄附，她的精神氣質與她所面對物件的精神氣質在這個過程中融為了一體，就能構成一種特殊價值。所以，既是李菁的“口述”，就不能再讓別人以別樣的氣質來染指了。
李菁的“口述”於是就一期期堅持下來，我們制定的規則是，有則一篇篇傾心去做，無則不強求，所以這個欄目不定期、不規則出現，現在僅三年，已經結整合這樣一本沉甸甸的記錄。這是她一步步深入一個個活生生人物，不斷去感遇、豐富、拓展著的歷史，其中的心血無須冗言。寫得最好的部分，應該是她充滿情感去感動的部分，她被那種在複雜歷史背景下揹負苦難，堅韌磨礪著的質地豐厚的生命所吸引，突出了其中她仰慕的人格魅力，使它特別牽動人心。我一直覺得，這個欄目，實際透過敘述細節的挖掘，豐富了個人史書寫，而個人史對於恢復歷史的真實全貌，又起著特別重要的作用——我們對歷史的追究需要突破現有、現成、簡單的結論，這一定是從個人史角度的突破。只有恢復了一個個在歷史環境中真正真實豐滿的人，才能探究出這個個人對歷史的真正意義，也才能對今天的現實構成真正的啟迪。
當然，以自己的基點去探究另一個人大於自己的體積，從這個時代去認識那一個時代，是需要一步步地邁臺階的。這大約是李菁下一個五年所要在這個欄目中去努力的——我們需要更深入地去認識時代烙印與一個個個人生活在其中的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