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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作者比較詳盡地敘述了事件發生發展波折迴環的全程，我最感興趣的是作品對其中有關的偶然性事由的插敘，和合作中對矛盾協調處理的細節。以上所言經濟與文化的融合寫作等三點，歸結為一點，即是作者注意了報告文學寫作過程中的“三度選擇”，從而使《我的天堂》在非虛構寫作的制式中，進取於史詩的書寫品格。
《我的天堂》相比於何建明其他國家敘事的作品，其個人性是極為突出的。作者在新蘇州“天堂”前以“我的”加以定語，可見其情感的取向與強度。這在我們看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蘇州是作者“我的故鄉，我的親人，我的生命，我的詩賦”。一般來說，報告文學是一種公共性寫作，作者的個人性更多地體現為寫作的個人風格，而不是在內容上刻意地植入。但《我的天堂》具有較多的個人內容，如序篇第三章“‘蘇’是一對父子之間的生命傳承”。這樣的內容配置，在國家敘事的總體框架中並沒有顯得突兀贅然，相反這種軟性的側筆，既烘托了“天堂”蘇州的獨特魅力，又使作品產生特殊的感人至深的情感力量，而這也是史詩性的書寫應該具有的要素。讀《我的天堂》，何建明以背讓病弱的父親背靠的情景，如同朱自清《背影》中的“背影”，作為一個“有意味的”生命形式，揮之不去。
（作者丁曉原，常熟理工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蘇州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紀實文學委員會副主任，江蘇省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
田珍穎書評：美麗天堂的時代頌歌（1）
美麗天堂的時代頌歌
堅守與渴望的歲月記實
美麗天堂的神話與哲學
——讀何建明《我的天堂》 田珍穎
50萬字的報告文學《我的天堂》，沉甸甸地書寫了古城蘇州的古往今來，尤其是對近年來步伐鏗鏘之記實，讓你見識了蘇州人“鋼的堅硬與水的柔性”。掩卷品味，感慨萬端。探究全書的脈絡，有三點值得成文列舉：
一、多學科知識的自如運用，增加了作品主題的豐厚性：
何建明提倡報告文學作家的學者化。這一主張，對建設思想性為主體的報告文學的獨立品格，頗為有益。恩格斯在論述“戲劇的未來”時，明確為“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同莎士比亞劇作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完美的融合。”這一論斷，特別適應於報告文學的當今於未來。由此看來，使作品的主題得以最佳的表現，當是報告文學創作的第一。在本書中，努力用學者的思維，強化主題，是作者努力實踐的重要方面。
廣闊的歷史學的視角，從開篇貫穿至全書的結尾，並由歷史的鋪展，加入了地理、天文、人文及民俗等文化的筆墨，其匯合之勢如蘇州之水，滔滔流來，讓你眼見了“蘇”之金，“蘇”之理想和嚮往。筆觸遙起至公元前11世紀，自秦伯、仲雍建“勾吳”之文明之邦，到蘇州的第一個名字“子城”；以闔閭、夫差之治，到“臥薪嚐膽”的史實中，伍子胥成為這段歷史的光輝與悲劇，他留下了千古水城，蘇州從此由水而活、而昌、而繁榮；春申君繼伍之水業，至秦漢三國的和平，滋養了蘇州人心中的智慧——“悶聲大發財”，從而造就了明清時水城的“萬商雲集”。一路走來，今天蘇州的盛極當代，原本是歷史和時代發展的結果。這種以史為敘述之道的寫法，在全書幾乎每寫一地，均有涉及。史不僅是背景，而是成為事端發展之源頭，讀來拓寬了眼界，又理解了現實中那如何仍為“天堂”的蘇州。
思辨的表現，當在作者對政治、經濟及社會學等各項學科的涉獵中。作者不規避這些非形象化的理性因素，直接出面論斷。比如：在論及“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的形式定性與實質時，作者引用亞當·斯密關於“市場經濟”的理論，又以蘇聯解體中計劃經濟的弊端為對比，明確地指出：蘇南鄉鎮企業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為我國糾正和調整計劃經濟的那種僵化、單一和命令式的經濟形態，起到了特別重要的作用。”接著，作者以“放欄的豬崽養不大”的樸素比喻，指出了鄉鎮企業的侷限和趨向化，從而為鄉鎮企業作實質剖析並定性。另外，如作者對江浪文化的解讀，對“中國是個講政治的國度”及“實力與權威”等論述，不僅直面社會，而且頗有見地。
這樣的理論，在文中見於一二段落之長，也見於寥寥幾句之短，語句之平實，讓深奧的道理淺出於文，不執拗、不遊離、卻是主題的堅實支援。
這些理論對於作品的參與，還表現在作者對別人的哲理性語言的引用。如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