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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前增長了46％，村民收入比上一年增長了40％，務農勞力人均產糧9266斤，也比以前增長了23％。
嚐到聯產承包、規模經營農業甜頭的姚得平想把步子邁得更大一點兒。1984年，他在全村聯產承包制基礎上，進行了一次更大膽地嘗試：以村委會名義，同本村四名手腳勤快的女共產黨員、種田能手簽訂了“合作農場”協議。協議包括了以下四項主要內容：一、 按照歷年生產水平，核定全年向村上繳平價糧、油的數量，超出部分實行村、場五五分成。
二、 按照每年勞力負擔25畝地的標準，平時由農場自我調節，大忙時由村辦企業負責提供勞力，隨叫隨到。
三、 為穩定職工種糧積極性，村農場職工實行“工資保底”辦法，保證農場職工每月工資不低於村辦企業職工同等水平（當時為75元——筆者注）。
四、 強化農機服務工作，村農場農機服務隊專門為農場提供從耕種、管理到收穫的一條龍有償服務。別小看了這幾條並不複雜的協議內容，它可是中國這個農業大國幾千年來第一次出現國有集體經濟條件下個人承包性質的“農民農場制度”，也就是農民工人種田制度，它是蘇州人的發明，是蘇州農民在改革開放、鄉鎮企業大發展后土地實行聯產承包時期的一個偉大發明。這種“農民農場制度”，使得農民與土地的生產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也有效地解決了鄉鎮企業發展與家庭土地聯產承包之間的矛盾關係。正是因為這一發明瞭不起，元和村的做法被中央命名為“元和模式”，並且介紹到全國廣大農村。
實踐證明，這一“農民農場制度”對元和村實用而有效。四名婦女與村上籤訂協議後，她們便以“女老闆”的身份，又聘了18名志同道合的本村婦女，共承包了全村550畝地，人均負擔25畝。第一年她們每個勞力平均生產糧食和油料達14300公斤，平均產值4681元，分別比1978年增長7�5倍和10�6倍，等於每個婦女勞力養活50個人。如此驚人的奇蹟，不僅讓中國的老百姓和官員們感到驕傲，就連聯合國糧食署的專家們都感到中國農民做出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一時間，關於蘇州有個元和村辦起農民農場、一個婦女能養活50張嘴、一年之內實現全村小康生活等等聽起來似乎是天方夜譚的新聞，從蘇州傳遍大江南北……
“元和模式”和“碧溪之路”是上世紀80年代曾經被中央認定為中國農村發展的方向和必由之路，它使蘇州鄉鎮企業在農民與土地之間發生變化的歷史時期尋找到了一條可以共生共榮、不斷前進的發展道路，因此它對蘇州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起過歷史性的作用。在改革開放30年的今天，我們理當記住當年創造“元和模式”和“碧溪之路”的時代英雄，並向他們表示敬意。
2007年和2008年，我專程重訪過元和村的老書記姚得平和原碧溪鄉黨委書記之一的聞永昌。聞永昌後來當了常熟市政府領導，他說當年的“碧溪之路”對後來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小城鎮起到了先導作用，就今天而言，仍然具有重要意義。他希望我再到碧溪看一看，“那裡的農民都是民營企業的工人了，他們仍然堅持著‘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基本工作與生活狀態，這是當年抓碧溪鎮建設所起的作用。農民們不用出小鎮，同樣可以享受城裡人的精神文化和物質生活方面的種種條件，再者，小鎮挨著大夥的家鄉，什麼事都方便。就是像我這樣早在城市工作的人，也願意經常回到小鎮上住幾天，因為那裡有我的親朋好友，有我生命的根……”聞永昌說。
當我再訪元和村的時候，已經找不到唐桂芬她們當年的農場了。
“我們全村都劃歸為常熟市區了，當年的農田，現在都變成街道和商場，村也不叫村了，叫社群。”老書記姚得平有些失落地對我說，“比起當年，我們元和村現在冷落多了，但你看看，這條路，這些設施，還都是當年建設的，要是沒有當年的努力，元和村今天的城市化程序也不會來得那麼快，那麼和諧。所以我對昨天的‘元和模式’懷有深厚感情。”
姚得平和元和村人民絕對有理由為昨天的輝煌感到自豪，因為正是他們的不懈探索與大膽實踐，蘇州農村和全社會的改革開放浪潮才一浪趕過一浪地向前推進著……
第6章八仙過海（1）
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不僅使這個“小橋流水”的人間天堂——蘇州的經濟告別了幾千年來以農業和手工業為主體的小農經濟時代，讓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們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有了樓房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