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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在解放前還是在解放後，手工業和小農經濟一直非常發達，堪稱全國之先。特別是在蘇州廣大農村，即便在“農業學大寨”的運動中，連棵草都可能被視為“資本主義”產物的年代，蘇州老百姓也沒有徹底放棄搞“副業”的念頭。我父親就是一個例子。“四清”前，他就是農村生產大隊的大隊長，因為倡導種植一個桃樹園，結果“四清”社教隊來了，有人揭發他“常帶幾個桃子回家”而被削職。接下來是“*”，他也因此被列為小“走資派”。後來覺得他沒有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就恢復了他的職務。那時“*”還沒有結束，蘇州農村各地卻有人在地下搞“副業”，偷偷辦些小加工廠、小農機車間，父親在這個時候對辦廠異常熱衷。“辦一個廠，能抵一千畝地的收入。”這是他心目中的一本賬。
“我辦得好的時候，吳仁寶還來我們廠取過經呢！”2005年“五一”期間，我奉命去採訪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帶頭人、華西村老書記吳仁寶時，身患絕症的父親在病榻前還曾得意地朝我笑著說。幾個月後，父親死了，而全國性學習吳仁寶的熱潮又再次掀起……
我知道父親和吳仁寶他們那一代人都是蘇州走向改革開放經濟大發展的拓荒者和先驅者，或者說，多年後被*認可的“社辦企業”，正是在我父親和吳仁寶他們這些敢於第一個吃螃蟹的廣大農村幹部帶領下所創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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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田埂上點燃的熊熊烽火（1）
用蘇州高德正老書記的話講，蘇州的鄉鎮企業應該最早要算江陰和原來的沙洲幾個地方的人搞起來的。另一些老同志向我補充道：原屬蘇州地區的無錫縣是更早的鄉鎮企業發源地。我調查和考證的結果是：他們的話都有一定依據，但不十分完全。蘇州的鄉鎮企業如果包含了鄉和鎮上的那種企業的話，就很難從時間上斷開來了。因為蘇南地區的鄉鎮從立鎮建鄉起，一般是將集鎮作為鄉鎮的所在地，這些鄉鎮集市，除了作為商品交換地和當地政治與文化中心之外，從明清開始就已經有一些工業了。比如我的出生地常熟一帶，在19世紀末，不少鎮上就有了一定規模的工業。像常熟的支塘鎮，早在光緒三十年時，就有一位江西籍的鹽商獨資27萬銀元，在這裡建了一家“裕泰紗廠”，佔地200畝，所引進的裝置都是1888年英國道勃生和漢斯頓製造的紡織機，其生產規模在當時的中國也算一流水平。從20世紀20年代起，又有一批上海商人到蘇州鄉下的小鎮上開廠。抗戰開始後，這樣的廠子從上海等城市遷到蘇州鄉下的就更多了。
因此蘇州人在20世紀80年代前把農村社隊辦的小企業並沒有叫成鄉鎮企業，而是叫社隊企業，其道理也就在此。社隊企業是特指由公社和生產隊創辦的小工業，它們最初通常是一些小加工廠或小修理廠，主要是為從事農業生產或農田基本建設和水利工程上用的相關農具等服務的。然而正是這些不起眼的小工業，後來成了大器，幫助蘇州從一個純粹的魚米之鄉的農業社會，推進到今天全世界所矚目的現代化城市。
30餘年歷史，彈指一揮間。我無法想象當時父輩們搞的那些在田埂邊、倉庫內的“小打小鬧”竟然為日後的蘇州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鋪設了快速軌道，併成就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形態——“蘇南模式”。
老同志所介紹的蘇南鄉鎮企業先行者之一、原屬蘇州地區的江陰縣華西村老支書吳仁寶當年是怎麼搞社辦小企業的呢·又專門搞些什麼東西呢·2005年，我採訪吳仁寶，他站在如今一年已經可以為他的華西村創造幾百個億產值的“華鋼”基地上，笑呵呵地對我說：“那時我們華西村有一個‘小五金’廠，說廠其實也就是用大隊倉庫的幾間空房子，那麼十幾人在裡面敲敲打打。白天要關著門幹，晚上要點著煤油燈幹，因為那時不能讓人看到，看到了就得被當做‘資本主義尾巴’給割了，所以我們經常只能停停關關、關關停停地幹。上面來檢查我們就門一關，工人們回到自己的生產隊幹農活去了；等檢查的人走了，再回到廠裡敲敲打打起來。所謂‘小五金’，就是給農民們做些生產用具和生活日用品，可就是這個‘小五金’廠，它成就了我們華西村的發展。當時‘小五金’廠一年能有幾十萬元的利潤，我們靠它慢慢地壯大了集體經濟，一直到後來辦大廠，辦鋼廠，辦外貿公司，現在我們華西村一年可實現四五百億工業經濟產值和近三十億的財政收入，起家靠的就是當年的那個‘小五金’廠。”
1983年*同志到蘇州時，江蘇省負責人向他介紹蘇州在1976年至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