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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新加坡人動用了10萬美元搞了三個模型，中國這邊看來看去，不知敲定哪一種。後來由*過問，最後是透過*的公子鄧樸方以中國殘聯名義訪問新加坡時將此事確定下來的。
合作進入實質階段後，雙方在理解和共識上的差異與融合就更復雜了。
新加坡人對蘇州人說，你們必須在一兩個月內將70平方公里面積的“園區”內的情況儘快搞清楚。
“一兩個月·這怎麼可能·僅測量也得用一年時間呀！”商務談判成員之一的周志方，曾經當過蘇州市區的建委主任，搞過規劃工作，知道要弄清70平方公里面積內的情況是個啥概念，更何況金雞湖那片湖塘密佈的爛地方，按中國當時的測量水平也真得用一年半載的時間方可弄出一份新加坡人要的材料。
“這你們不用著急，我們有先進裝置。”新加坡人對蘇州人說。後來他們真做到了，也就45天左右的時間，把70平方公里內的情況弄得一清二楚，而且繪出了1000多張各種情況的資料圖。三月菜花開的時候來的，五月就完工了。蘇州人打心眼裡看到了什麼叫先進生產力和運作能力，並且從心裡敬佩新加坡人。
關於“軟體”問題，也是中新談判最核心和最重要的部分。這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事，因為它涉及兩個不同背景和不同制度的國家之間的相關問題。新加坡人說的“軟體”其實包括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主要體現在城市發展的近期和遠期規劃、土地的開發利用、基礎設施和生活服務設施的建設和管理、環境的治理和保護、資訊的收集處理和應用、投資的宣傳、網路組織、營銷方式、鼓勵措施等，屬於一般經濟管理的範疇，是建設一個國際化現代園區所必需的，這是完全可以引進的。第二個層次主要是新加坡裕廊工業鎮調控市場的經驗，以及促使企業在經濟活動中有序競爭、相互合作、和諧統一的做法，屬於經濟體制改革範疇，引進也是可行的。第三個層次主要指立法、執法和廉政肅貪，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經驗和做法，這可以部分地吸收。新加坡方面認為既然我們是“移植軟體”，那就得按新加坡的做法來操作園區。蘇州人哪敢隨便答應——當時非常敏感的一件事一直繃在蘇州人的腦子裡，即主權問題。
一位中央領導在聽取關於蘇州與新加坡談這個園區合作專案時曾說過這樣的話：除了主權，其他的都可以談。言外之意，你們跟新加坡人談合作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能出現任何有損中國主權的哪怕是一點點這方面的問題。
蘇州人明白：國與國之間，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哪有純粹的經濟問題！即使是經濟問題，也可能纏到政治與主權問題，更何況，新加坡“軟體”內容中，有關社會、文化和教育等等，都是十分具體而細密的，這裡面的麻煩多了！
“什麼·軟體·把他們資本主義的那一套全部搬過來就叫軟體·哼，你們蘇州人可要小心喲！”在北京，蘇州人向有關方面介紹和徵求意見時，得到的這樣的疑問甚至是質問，並非少數，有些話在當時讓人聽後真會背冒冷汗。
為了專門應對新加坡的“軟體”移植，當時蘇州市政府在園區籌備組下面設了一個“借鑑辦”。牌子掛在那裡，一位北京來的領導見後，瞪著眼睛，說：什麼狗屁牌子！
蘇州人見狀，不知該說什麼。
“借鑑辦”的牌子雖然沒摘，但幾經風雨飄搖。
1993年，對蘇州市委、市政府來說，為了這工業園區建設，一方面要與新加坡方面討價還價，一方面要跟國內來自多方的不理解與反對聲進行解釋甚至是鬥爭，正可謂內外夾攻、左右擠壓。但市委、市政府在中央和省委的領導與支援下，始終沒有動搖過。“只是那種風雨交加的日子非常艱難，如果不是為了蘇州現代化建設和子孫後代的幸福，當時我們真的想甩攤子。”一位蘇州“老園區”這樣對我說。
“與新加坡談判中首先碰到的是三塊硬骨頭，即：基礎設施、土地價格和公共管理。這三樣東西必須是我們這邊要完成的，談了一次又一次，就是談不攏。”吳克銓說，“當時我已經62歲了，本來在完成章新勝市長交代的接待好李光耀等新加坡客人後，就不想再具體參與園區的籌備工作了。可就是因為上面這些事談判非常艱難，主要原因是中國當時的國情、社情不允許我們步子一下子邁得那麼大，可人家新加坡人不幹，他說他們的‘軟體’就是需要一步到位，所以市委後來決定，從各機關抽調14個人組成工業園區籌備委員會，市長親自掛帥，我是負責人之一。”
這是市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