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六章 治理黃河 (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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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治理，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和華夏文明所面對的一項頭等大事。
作為中華民族的發源地，從神話傳說的炎黃部落時代，到上古先秦時期，這條母親河一直都在滋養著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
也正是因為如此，華夏文明的源頭才在黃河流域這片肥沃的土地上。
然而自西漢時期開始，黃河便開始進入了自己的第一個氾濫期，之後的歷朝歷代都曾面臨黃河水患的威脅，下游民眾因為黃河水患的問題也是苦不堪言。
甚至有好幾個朝代政權就是因為黃河水患的問題間接或者直接滅亡。
當然，歷朝歷代也沒有放棄過對黃河的治理，可以說自西漢時期開始中華民族就開始了與黃河鬥智鬥勇的兩千年。
在這兩千年的時間裡，有無數人為治理黃河提出過或可行或不可行的方法，他們當中有些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有些則釀成了不可挽回的惡果。
然而治理黃河，始終是一個國家性的超級工程，單靠某一個朝代一兩位君主的勵精圖治，是很難長期有效的對黃河進行治理的。
比如在隋朝時期開鑿的大運河，之所以呈現為“之”字型，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治理黃河。
從洛陽將黃河分流，導向流入淮河的通濟渠和流向海河的永濟渠，實現減小和降低黃河氾濫時下游河南、山東等地遭受的水患。
雖然隋煬帝確實在歷史上是一個好大喜功的皇帝，但就像皮日休的那首詩一樣“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隋朝開鑿的大運河確實為後世帶來了很深遠的影響，至少唐宋兩代都享受到了這條大運河所帶來的好處。
別的不提，宋朝的首都開封之所以能在當時繁榮發展起來，很大程度上便是享受到了大運河所帶來的便利。
但黃河並不是那種安分的河流，大運河的開鑿確實對黃河起到了一定的治理作用，也對水患有一定的抑制，但隨著河道的淤積，以及朝代的腐敗，對黃河的治理也就日漸偷工減料，從而釀成了朝代末期水患頻發的惡果。
其中元代更是一個典型案例。
元代所面對的黃河水患，追溯起來可以上溯到北宋末年的丞相杜充身上。
金國第二次伐宋攻破開封前夕，杜充鎮守北京大名府，自詡“帥臣不得坐運帷幄，當以冒矢石為事”，似乎是韓信再世，不但能運籌帷幄，還能親自帶兵上陣。
但完顏宗望的金國東路軍一來，杜充不敢與之交鋒，唯一的對策是下令開決黃河大堤，使黃河水自泗水入淮，企圖以此阻擋身後追兵。
杜充決河非但沒有阻止金國東路軍，還致使當地百姓被淹死二十萬以上，因流離失所和瘟疫而造成的死亡數倍於此。
北宋時最為富饒繁華的兩淮地區毀於一旦，近千萬人無家可歸，淪為難民。
就此，黃河水湧入泗水，小小的泗水無法承載自喀喇崑崙山天上而來、蜿蜒數千公里的黃河水，洶湧的黃河水全部湧入了淮河。
然而淮河也承載不了黃河巨大的水量，黃河帶來的大量泥沙還把淮河下游河道淤高堵塞，奪取了淮河的出海口。
本來淮河可以排向沂河等支流的，現在全部被黃河泥沙堵塞了，無路可去的淮河在盱眙淤積成了湖泊，也就是今天的洪澤湖和高郵湖，而在山東，被黃河奪取水道的淮河支流泗水，也在山東形成了南四湖和駱馬湖。
之後近千年時間，歷經元、明、清三代的黃河下游的黃泛區，就這麼禍害了華夏文明近千年。
從杜充掘開黃河開始，黃河奪取淮河水道入海，黃河年年洪水，淮河年年氾濫，皖北、蘇北成為黃泛區，造就了千里餓殍的景象。
直至元朝建立，面對氾濫的黃河，元朝統治者為了保證大都的漕運安全，不得不對黃河進行了治理。
元朝時期，重新挖掘了一條線的京杭大運河，還有名臣賈魯開鑿的賈魯河，可是元朝恰恰是因為修河而滅亡的。
元順帝至正四年夏天，一場暴雨使黃河暴溢，造成白茅堤決口。這場雨持續下了二十多天，到了六月，又北決金堤。黃河沿岸數十州縣淪為水鄉澤國，無一倖免。
當時的高麗詩人李谷擔任元廷的翰林國史院檢閱，長期客居大都，他在自己的《稼亭集》中寫道：“饑民雲集京師，都城內外，呼號丐乞，僵仆不起者相枕藉”。
自水患發生以來，受災地區的饑民和百姓走投無路，紛紛揭竿而起。
至正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