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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方略，和他對西康歷史的研究有關。他一個戎軍之人，怎麼對歷史研究有了興趣？據他陳述，這種興趣起自1928年擔任川康邊防總指揮時：
“回憶本軍接防時，僅十一縣半的殘破局面，由這十一縣半的殘破局面的刺激，使我腦海中隨時深深地感覺到一個很大的疑難問題――為什麼名震一時的趙季和的赫赫經邊之功，會一敗至此呢？然則，威服政策之不足恃嗎？假定不足恃，試問又有什麼妥善的辦法呢？我的這個疑難擴而充之，推而廣之，竟引起我從歷史上去研究整個經邊政策的興趣。”
清末西康由治致亂的歷史教訓是祖父特別予以重視的。光緒三十年，英軍攻入拉薩以後，清朝政府決心積極經營西康，以抵禦英國勢力的滲透。當時任命了趙爾豐（即趙季和）為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是祖父在經略西康時對其下屬多次提到的人物。他認為“趙氏富有膽略，又深得清廷信任和川省接濟”，內因外因配合，行改土歸流之法，經營一度是卓有成效的。“前後五六年內，設治三十餘縣，興學一百多所，拓地千餘里，各項要政，粗具規模。”趙爾豐調任川督以後，傅華封代理川滇邊務大臣，“續辦改土歸流，西康全域性大定。”然而當四川革命發生，政府兵力分散之時，情況迅速發生變化：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酥油和糌粑（3）
“因趙氏過於看重武力，一味厲行威服政策，故兵力一懈，康民受藏方鼓動，即乘機起事，趙、傅兩氏艱難締造的事業，因此受到莫大打擊”。
他謀“康藏精神之接近”、“化除隔閡”、“溝通情感”，是接受了趙爾豐“過於看重武力”、“一味厲行威服政策”的教訓而提出的。
作為一個靠槍桿子起家的人，注意到武力威服的限度，雖屬不易，卻也自然。在閱讀反映祖父當初想法的文獻時，使我更覺有意思的是他對族群間文化精神差異的重視。他注意到，“西康文化”“相互間之差異甚大”，特別是康區藏族，“文化精神”更有其特點，而這是和宗教聯絡在一起的。下面是他的一段概括：
“康區藏族人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皆信奉佛教。五明 以外無學術，寺廟以外無學校，喇嘛以外無教師，所謂文化，即是佛化。其人民精神與物質生活悉受佛法之洗禮與薰陶，因而形成一種少欲知足的人生觀，重聽行而輕物慾，重未來而輕現實，生活習於固陋，鄙夷現代科學，排拒外來文化，一味守舊，不求進步。”
在他看來，這種狀況從“建設新西康”的角度看，其某些方面固然需要改變，但是“如過求更張，則易滋反感”。此時他又提到趙爾豐：“趙爾豐之失敗，多由於此，此西康文化之特殊情形。” “趙季和之經邊政策的缺點，偏重武力，操之過急，是其一；忽視康藏人民之心理、宗教風俗習慣，沒有在康民精神上生根，是其二。” 把問題從武力運用過度追溯到不了解文化特殊性上去。
基於對西康特有文化的認識，祖父在西康建設中的教育方針上，抱持著審慎的態度。1935年7月他領銜發表的“西康建省委員會成立宣言”中所言反映出他的這種態度：
“在新陳遞嬗之交，對於教育方針，慎擇得宜，固不難發揚優美文化，以增進康民福利，不得其宜，固有者破壞無餘，新興者難乎為繼，推其所至，誠恐利未見而害先滋”，“當本康民信仰，尊崇佛教，為精神教育，以作康民指導人生行為之原動力，而以職業教育補其生產能力之不逮，用樹新省特殊文化之初基。”
祖父注意到，西康特有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凝結在喇嘛身上和寺廟機構中，因此，他對喇嘛和寺廟的功能給予高度關注。對於喇嘛和寺廟在當地的作用祖父曾總結有以下八點：
“一、喇嘛即為人民師表。查西康人民自識字起以至立身處世營生一切學業，皆受教於喇嘛，喇嘛以外，無他師表。
“二、喇嘛即為人事顧問。康民無論公私事業，有疑難不決者，類皆求喇嘛指示。喇嘛亦多具智慧，往往代為區處，恰得其宜。
“三、寺廟即為文化機關。西康所有文獻及一切古物古蹟，類皆屬諸寺廟儲存，其現行之文化，是為五明文化。……
“四、寺廟即為信用合作社團。西康寺廟財產多由附近人民捐施積成後，由寺內隨時貸與附近人民，故寺廟對於地方經濟具有吐納調劑作用。
“五、寺廟即為仲裁處所。西康各寺，對於附近人民爭執事項，常居調解地位，人民亦樂聽受，往往重大糾紛，得所信喇嘛片言而解。
“六、寺廟即為人口調節機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