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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羶味食品，仍是心存顧忌。不過，那幾袋東西的味道確實很特別，張廚師也是這樣認為的。父親權且接受了我的味道特別說，他的進一步推測是，依那時的交通條件，那些客人從藏區到成都要走很多天，天氣又熱，可能酥油變味了。
送走客人後，祖父高興地吩咐用客人送來的酥油做糌粑吃。第二天，全家吃了一餐糌粑。糌粑是用青稞麥炒麵和著酥油捏成的餅子。這是我第一次吃這種食品。祖父吃得津津有味，顯然對此頗有興趣。而我卻對那味道難以接受。我想不吃，被祖父制止了。他說，這樣好的東西怎麼能不吃！又說，不能擇食，要養成一個習慣，有飯不論好壞都要抓緊吃飽。我只能強吃下去。
“不能擇食，有飯不論好壞抓緊吃飽”這樣的話，祖父說過多次。在我成人以後，一次他又向我說起這個話，並且說，過去在部隊的時候行軍打仗，常常剛端起飯碗就又要出發，所以有飯一定馬上吃，否則就可能餓肚子。他這一說使我對他講這個話的個人經歷背景有了一些瞭解，這是他從“非正常的”環境中得來的一個生存經驗。
小時候吃東西，一是因為餓，二是因為饞，兩種情況都是為自然慾望所誘致。這次酥油糌粑吃後，我知道了，有的時候還需要“強吃”。從後來的生活經歷來看，強吃雖然是很少有的情況，但只要走南闖北、跨文化交流、適應社會環境，而人們又把吃（或不吃）作為交往中相互傳送的訊號，那“強吃”至少對我個人來說，應是一個必備的能力。
記得1967年初，和幾個中學同學一道從北京向南步行“長征”。走了一個月，到達河南蘭考縣。這一天，天降大雪，在雪地裡走了一天，疲勞加上雪光晃眼，傍晚到達一個村子時感覺頭暈。這個村子叫秦寨，是當年焦裕祿在蘭考當縣委書記時蹲點的貧困村之一。我們找到大隊幹部，被分派到各家吃飯。我和一個同學去的那家，大娘做了玉米麵和紅薯乾粉窩窩頭給我們當主食，還弄了些乾白菜熬成一鍋特別款待我們的“菜”。飯菜進口後，覺得裡面有沙土，很牙磣，特別是款待我們的“菜”，沙子更多。那時的口腔和嗓子還沒有經過粗陋食品的打磨訓練，加之頭暈，所以非常不想吃。但那家的大娘非常熱情，不斷讓我們吃，盛情難卻，就只能強吃。吃完出來到村中街上，冷風一吹，忍不住嘔吐了。好在沒有吐在大娘家裡。回到北京後，有一次祖父問到我外出的見聞，我也把這段經歷講了。他聽後說：“對的。”
酥油和糌粑（2）
那是盛情下的強吃。也有非盛情下需要強吃的時候。1968年12月到山西省山陰縣山陰城公社四里莊大隊插隊後不久，按照當時“憶苦思甜”的模式，我們要求村裡安排了一次吃“憶苦飯”的活動。“憶苦飯”是以糠為主，加些麩子做成的糰子。說是糰子，其實並不能緊湊地“團”起來，只是大致捧住成一堆。“憶苦飯”吃到嘴裡後，嚼來嚼去嗓子就是抗拒，不往下走，最後只能強吞硬嚥。其實，當時所見和後來所聞，多數“貧下中農”把“憶苦飯”不是吃幾口扔了，就是帶回家餵豬了。
還有在遵從風俗下強吃的時候。1988年到新疆考察中，來到一處氈房。主人熱情地做了手扒羊肉，並首先把羊頭獻給客人。按帶領者介紹的當地習俗，首先由客人中年齡最小者割下羊耳朵吃掉，然後依年齡由小到大從羊頭上切肉食之。一行人中有愛吃也有不愛吃的，但在那種情境下是不容選擇的，都依俗而行。這時，我不期然地想到了小時候吃酥油糌粑的經歷，心態遂變得相當從容。
上述順便記起的幾次強吃，並非是祖父所說的那種潛在飢餓威脅下的生存之道，而是社會文化約束使然。
其實我想，祖父之樂吃酥油糌粑，未必就是天生對那種食品有親和感，很可能也有個人生活經歷使偏好發生改變的因素，而在個人生活經歷改變偏好的過程中，社會文化的因素很可能也發揮了不小的作用。我後來從閱讀文獻資料中知道，他從1928年接防西康，同年任川康邊防總指揮，1935年任西康建省委員會委員長，1939年西康建省任省政府主席， 直至1950年解放，在西康經營二十多年。由於西康有很大一塊地區是藏區，同時和西藏比鄰，因此在此期間，和藏民的關係，始終是他關注的一個重點。
祖父在《建設新西康十講》中曾講到他的治理方略，其中把康藏精神和情感的溝通放到首位：
“關於治邊之方略，則首謀康藏精神之接近，俾化除隔閡，溝通情感，然後逐漸推行現代政治與經濟設施，從事業上予以改進。”
祖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