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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四個孫子，一個孫女。”祖父回答。
我一看，是周總理。他很和藹，平易，身邊沒有隨從，沒有人簇擁。和祖父聊了一會兒後，他又去和其他人打招呼、聊天。
又過了一會兒，參加晚會的人們接踵到達。我印象較深的是朱德總司令。那時，他的照片到處張貼的不少，很容易認出來。儘管熟悉他的長相，但他的氣質卻令我有些意外：看到他，不會想到是總司令，而是一位厚道、和氣的長者。他是四川人，講著和祖父略有差異的四川話。
正當人們輕鬆閒聊之際，忽然自西向東人群一陣騷動，前呼後擁加燈光跟蹤中凸顯出兩個一紅一白人物：一位身材高大臉色特別紅，一位身材矮胖白麵白髮白西裝。前者是毛澤東主席，後者是蘇聯共產黨總書記赫魯曉夫。 “東方紅，太陽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是我們從小就唱熟了的歌曲，我覺得毛主席出場的那場面、那燈光色調和這歌曲所唱簡直是渾然一體，似乎就是按照那首歌詞設計的。此後，每讀到描寫毛主席出場時候的專用語“神采奕奕、紅光滿面”的時候，我會不由自主地想到1959年10月1日晚上的那個情景。和周總理的平淡出場相比，我感覺毛的出場要正規得多，莊重得多。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近距離見到毛澤東。
近距離見周總理，在以後的幾年中我倒是有過多次機會，但那和祖父沒有關係。1960年我加入少先隊以後，作為少先隊員的代表，我多次（大概有十幾二十次吧）參加國家領導人迎送外賓時的獻花活動。那時，我所在的史家衚衕小學是承擔這項活動的主要學校。在我的記憶裡，這樣的迎送外國領導人的活動，周總理通常是在場的。記得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活動是在中山公園的中山堂，歡迎朝鮮領導人金日成。此後，在北京火車站迎接過緬甸的奈溫將軍（那時他還沒有當緬甸總理），在機場迎接過柬埔寨的蘇發努馮親王……那時主要歡迎的是來自亞洲、非洲的領導人。這種活動，我上中學（1964年9月）以後就沒有再參加。從此，也沒有那麼近距離地再見到周總理。
那次在天安門城樓上看見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的時候，我除了覺得出場具有戲劇化特徵外，並沒有什麼其他特別的感受。雖然從小就知道有個“蘇聯老大哥”，但那次確實沒有“老大哥”的感覺。此後不久，從祖父和父親的一次談話中我知道，中國和蘇聯的關係出現了裂痕，已經不是像往昔那樣親密了。這使我對赫魯曉夫的動靜關注起來。那時，父母和我們幾個孩子每天都會到祖父、祖母的房間去轉轉，聊聊天。祖父如果要和父親談他認為不適合我們聽的事情，總會讓我們到別的屋子“一邊耍去”。但那一次談當時尚未公開的*和蘇共之間出現分歧的事，並沒有迴避我（可能還有哥哥）在場。後來我想，那不是祖父的疏忽，也不是他覺得此事對全家過於重大應該讓孩子也知道，而是他知道此事不久就要公開，孩子聽了也無妨。事實上，對蘇共的各種形式的批判很快就開始了。1960年，隨著全國人民可以感受到的生活水平下降，街頭巷尾的人都“知道”，這是蘇聯撕毀互助條約強行要我國還債的結果。而那位白麵白髮白西裝的矮胖子，此時成了正式場合和非正式場合談資中的首惡兼小丑。到了“*”中，“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則成了意欲打倒的黨內高階領導的代名詞。
天安門看焰火（2）
我真正對赫魯曉夫有更多的瞭解，是從1970年代前期讀了內部出版的《赫魯曉夫*》開始的。大約從1972年或1973年起，不知是哪個部門發給祖父一張內部購書證。購書證有編號，並寫有持證者姓名。用這個證件可以到專門的內部書店去購買未公開發行的注有“內部發行”字樣的書。而這些“內部發行”的書，不少是當時國外的那些所謂“資產階級”學者或政治家的、“修正主義”分子的、“機會主義”分子的、“*者”的作品。此外，也有一些小說，我印象中主要是前蘇聯作家的作品。這一“內部”書制度，在“*”之前就存在。一些被思想控制部門認為不宜公開、但又需要某些高階幹部或特殊工作部門的人瞭解的國外作品，被翻譯過來作為“內部”書提供。比如，列寧去世後在蘇共內部鬥爭中失利而被斯大林驅逐的列夫？托洛茨基於1936年寫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之一後被關押的德熱拉斯寫的《新階級》，都是“*”前以“內部”書面貌印刷出版的。在70年代初期家裡因祖父的關係有了購買內部書的機會以後，我最先讀的幾本書之一就是《赫魯曉夫*》。
和今天公開出版的《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