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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躍
過去的30年，中國大陸崛起了一座座城市。然而，與這些城市的快速發展相比，農民工的待遇並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農民工不得不在惡劣的工作環境裡工作，沒有住房保障，沒有養老金，他們的子女也無法享受平等的教育條件。
“縮減貧富差距、給農民工應得的補償”已經提上政府的工作議程。
2008年1月，在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上，分別從上海、廣東、重慶三地選出的三位農民工代表朱雪芹、胡小燕和康厚明成為中外媒體聚焦的“熱點人物”，因為他們是歷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中第一次選出的農民工代表。
來自上海的全國人大代表朱雪芹說，目前農民工關心的重點是解決農民工最急需的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三大問題。
2008年1月1日，新的《勞動法》開始實施。新法首次規定，在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10年的和連續訂立二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勞動者可以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此外，新法對勞動者在保險和賠償方面的問題都作出了相關規定。
2007年，建設部宣佈依法擴大公積金制度覆蓋範圍，逐步擴大到包括在城市中有固定工作的農民工在內的城鎮各類就業群體。
“我當然希望能夠留在廣州生活”，甄博告訴記者。6個月前，他將在老家的女友帶到廣州來，這對情侶目前住在公司租給他們的單身宿舍裡。因為有了買房的計劃，他們對於農民工在享受公積金待遇方面的新聞格外地感興趣。
農民工面臨的另一個難題是子女教育問題。國家規定，農民工流入地政府要制定其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收費標準，減免有關費用，做到收費與當地學生一視同仁。
37歲的戴時華目前在浙江義烏的“新光飾品有限公司”打工。6年前，她隻身從湖北農村來到浙江，從1000元的低階工種幹起。現在，戴時華已經成為這家工廠的車間主任，月薪3000元。
然而，過去農民工的子女要在打工所在地上學，需要繳納各種額外的“贊助費”和“借讀費”。因此，戴時華不得不將丈夫和女兒留在湖北老家。
2008年，浙江省宣佈，自2008年春季入學起，浙江省將免除符合入學條件的農民工子女在義務教育階段的“借讀費”。隨著“借讀費”的免除，農民工子女將能和浙江本地的孩子一樣享受義務教育階段“全免費”的待遇。
現在，戴女士已經將她的丈夫和女兒帶到浙江來，她的丈夫也在新光工作，女兒的讀書環境也比在農村時好了很多。一家三口住在一個兩居室裡面，並準備在這兒安家立業。
張冉/文
居者有其屋（1）
直到現在，36歲的沈鈞仍然不確定自己本科畢業後選擇讀研深造是否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偶爾，他也會和同事調侃自己考研時多考了三五分。
1999年，沈鈞從北京的一所名牌高校碩士畢業，分配到了一家大型國有企業任職。他本以為他的生活會像早他幾年畢業的師兄師姐那樣按部就班地過下去：努力工作，然後等待單位分房。但是，這一切並未如他所願。
“研究生畢業那年，我突然發現以前從來不用考慮的住房卻成了大問題。而早幾年畢業的本科同學們卻早已有了自己的安樂窩”，沈鈞不無懊惱地回憶道。
1998年7月3日，國務院正式宣佈停止住房收入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
“剛知道這個訊息時，我有點兒發矇。取消了論資排輩的單位分房體系，我突然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了！”對於當時的茫然若失和不知所措，沈鈞到現在都是記憶猶新。
同年，中國人民銀行出臺了《個人住房貸款管理辦法》，倡導貸款買房。
但是在90年代末，能夠接受“貸款買房”這個概念的人卻並不多，“房奴”更是一個不受歡迎的名詞。
“中國人一向不喜歡借錢。與現在動輒幾十萬的貸款相比，當時一筆1萬元的借款就不是個小數目了”，沈鈞一邊說著，一邊下意識地揚了揚眉。
對於出生在安徽一個小山村的沈鈞來說，靠當時每月1000元左右的月薪要在北京買套自己的房子無疑是天方夜譚。1998年，北京城區的商品房均價在5000元/平方米左右。然而每當和自己相戀了6年的女友相攜散步時，沈鈞總是特別渴望擁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家。
1998年10月初，《北京日報》上的一條新聞牢牢地吸引了沈鈞的眼球——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