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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弄成對立面也是歷史的誤會，與其說是誤會不如說是歷史拿人開玩笑尋開心。然後是委員、部長，然後……回到我的積極參與的與孜孜不倦的寫作人的本態常態。我的幸運就是終能覆命歸根，略略知常曰明，當然只是基本上與大概其。
誰能清醒？誰能明白？誰能不被一時的潮流卷個暈頭轉向？誰能不跟風前行？誰能不勢利眼？誰能不苟且迎合？
第十六章 致虛守靜（3）
而如果能虛極、靜篤、觀復、曰常、歸根、覆命、知明，就是有了道行了，通了大道了。
老子再次強調人與大道的統一。他的“覆命曰常，知常曰明……”後面是“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回到本態就能恆常，能夠恆常就能明潔，能夠恆常（虛極、靜篤、不意氣用事）就能容受，能容受就能公道，能公道就能當首領，當了首領就要知天意天命，知道了天意天命就與大道一致，親近了並一致於大道，就能天長地久，至死也不會出現危殆災禍。這種論述方法是中國特有的一鼓作氣、步步高昇的串起來的立論法，文氣恢弘，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大學》上從誠意、正心開始，一路論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是這種串論法。缺點是它們的邏輯依據並不充分，必要條件並不等於充分條件。我們不妨認定，修身對於治國是必要條件，但並不就是充分條件。自我修養很好的人，為人很好的人，就能統治一個王國並使之勝利前進了？未必。一個人能夠覆命回到本色就能與天道一致了？也未必。倒是逆對定理能夠成立：一個人如果連自己是老幾都動輒鬧笑話，他怎麼可能有容納性、公道、明白事理、做成大事？
從小的前提得出大的結論的過程並不可靠。從一個覆命、知常，就能擴充套件到能容能公能王能道直到沒身不殆上去？太誇張了，太直線前進了。
再說，任何一個小的因素都可能造成干擾、紊亂，都會有不同的結果。而且生活中有偶然，有變數和異數，有意外的與無規律可循的災難或幸運。你再通天道，架不住一個交通失事或傳染病的流行。你再不通天道，萬一碰上彩票中獎也會命運改變。西方的偏於科學數學的思維方法，就很重視這些具體的元素。近年還時興起紊亂學說來，它的代表性的說法是，南半球某地的一隻蝴蝶偶爾撲騰一下翅膀，它所引起的微弱氣流，幾星期後可能變成席捲北半球某地的一場龍捲風。這是一種西方式的從偶然到巨大的必然的思想方法的精彩命題。而老子式的有了天道就沒身不殆的命題，取向恰恰相反，是認定有了大前提就可以勢如破竹，一通百通，一了百了。
與西方相比，中國的思想家強調的是必然，是前提決定論，是大概念決定論，是決定論而不是或然論。
中國的模糊邏輯的方向是，大道決定一切，抽象決定具體，本質決定現象，本原決定結果。同時，現象體現本質，具體體現抽象，一切體現大道。兩者呈遞升或遞降的類多米諾骨牌效應，即有A則→B，有B則→C，C→D→E直至Z，同時得Z即可斷定Y，得Y即可上溯→X→W→V→U…一直到A。這大體也是毛澤東所論述的主要矛盾決定次要矛盾，主要矛盾解決了，次要矛盾也會迎刃而解的公式。這樣的思維模式決定了老子“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也決定了孔學的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以及平天下→治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的公式。
而西方的思維方式則強調區分，分析分解，強調細節決定成敗，偶然也可以變成必然。有時候就是頭痛決定頭，腳痛決定腳，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同時強調任何公式應該來自實驗、統計、計算，而且推理不但要有大前提還要有小前提，還要區分必要條件與充分條件。有容是公的必要條件，但是不是充分條件呢？難說。你雖然有容，但是缺乏知識與專業的準備，你不可能作出公正的判斷。公乃王更是如此，公是做一個好王的必要條件，不甚公但是有實力有手段有客觀的需要，照樣當王不誤。同樣，甚為公正公道，不但當不成王，連命都保不住的例子也不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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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我自然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最高明的統治者，下邊只知道有這麼一些人，知道有他們就是了。差一點，人們還需要忙著靠攏他們、歌頌他們、討好他們。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