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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能的了。
老子指出的是：越是講得好調門高，越要警惕假冒、偽劣、爭奪、虛誇、言行不一和適得其反。不要上當，不要被各種好聽的話矇騙。寧可少說一點漂亮話，少聽一點漂亮話，多回到自身的良知良能，回到本態與樸素，回到常識與本性，過更本色也更簡單明白尤其是更誠實更率真的生活。作一個更本真的人吧，走自己的路，讓鬧鬨者去奪搶仁義慈孝智慧忠心或者現代的別的好詞兒或外語詞兒如彌賽亞（救世主）的大獎與命名去吧。我們要的是大道，是返璞歸真。我們不期待、不在意、不追求外界的誇張命名。
作為心功，作為內心世界的調整，老子講得還是高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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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絕聖棄智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慾。
什麼聖賢，什麼大師，什麼高人，什麼榜樣，去他的吧！去了他們，讓老百姓生活得更踏實更舒服一點吧，老百姓會從為政者的清明務實中得到上百倍的實惠。什麼仁義，什麼道德，什麼牌坊，什麼功德碑，去他的吧！去了它們，老百姓也就自自然然地孝親愛子，享受天倫之樂，迴歸人性了。什麼能工巧匠，什麼技術超凡入聖，什麼絕活絕藝絕品，去他的吧！沒了它們，連偷盜者也不會出現。
聖智呀，仁義呀，巧利呀，這三個方面，作為文化是不夠有效的，我們還需要其他的補充與精神歸屬。就是說要在意素淨，堅持樸質，減少私心，控制慾望。
這一章可說是寫得斬釘截鐵、字字到位、橫掃千鈞、力透紙背。其目光更是穿透了幾千年幾萬裡。
這一章緊接上一章的激憤之論，進一步要求簡樸本色，誠信自然，不要自己折騰自己，不要自己折騰完了再去折騰別人，再去折騰那個原先的折騰，不要老是自己與自己過不去，與老百姓過不去。
文化上、政治上，直至生產技術上，確實存在著這樣的自我窮折騰沒完沒了的現象。你把一切舉手之勞的勞務都變成機械化自動化，車窗開關、馬桶蓋開合、麻將牌洗牌碼牌，全都電氣化按鈕化了，然後再想辦法長跑減肥，製作各種健身器械。
還有整天忙什麼管得太死了要放開，放開了趕緊要管住。炸完了再援助，支援完了再開戰。再如在一些硬體落後工作跟不上的地區，挖出文物，清點文物，給文物估價，走私文物，盜竊文物，破壞文物，收藏文物，永無寧日。
再比如改革開放前與改革開放初期，光一個跳交誼舞的事就折騰了多少回，允許，不允許；允許，禁止；開放，再禁止……某省人大常委作決議不準跳（至今未撤銷），現在想起來成了笑話。
無作為是不可以的，如何不濫作為，則是值得考慮的。
這一章還包含著這樣一個意思：執政不要唱高調，不要樹立過高的標杆，不要提出過多過高的任務，一定要樸實本色、求真務實。
老子與當時的其他論者學者一樣，他們首先會討論為政之道，同時也兼顧百姓民人（那時還沒有人民一詞）的利益。因為他們知道，如果過分損害民人的利益，為政（統治）也是搞不下去的。
老子看到了那時的諸子百家、王侯大臣，有許多道德化理想化修辭化的執政為政理念，各人說得比唱得還好聽，然而這些東西太高太做作，用今天的語言說就是太意識形態化、理論化、文學化、詩化、浪漫化，難以與現實接軌，沒有幾個人真正做得到，真正做到了的說不定又顯得迂腐窮酸。
於是你指責我沒有做到高標準，我指責你沒有兌現高調的允諾。百姓因侯王沒有做到高調而造反，侯王因為臣子或百姓沒有做到高調而懲戒整肅。唱高調而做不到，於是出現了“滿口的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的諷刺。而針對“好話說盡”的反彈，很容易變成“壞事做絕”的怒罵。
高調只能是亂源，只能是互相攻擊的藉口，只能是煽情的動員，只能勞民傷財、爭執不休、天花亂墜，高入雲天，令為政者與百姓茫無所措。
過分的高調還敗壞社會風氣，敗壞政風文風，養成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喬裝打扮、空口求榮、花言巧語、清談誤國、假大空比賽、互不信任、互打折扣、互相摸底、鉤心鬥角的一系列惡習。不用考慮得太遠太深，就想想“文革”的歷程、“四人幫”的興衰史，夠咱們一代一代受用不盡了！
所以老子主張不要口若懸河地天天講什麼聖呀智呀、仁呀義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