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經典著作:黃仁宇全集

第9部分 (第4/4頁)

解釋。，永樂間曾有數次調整諸如上述。其調整率仍不算過劇。在明代賦稅糧額有最大的減削者，則為宣德帝朱瞻基。宣德年間明帝國內外交逼，徵安南既騎虎難下，而南直隸各府縣亦逋賦。蘇州一府，賦額二百七十餘萬石，積逋至七百九十萬石，近於三年額數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四庫善本叢書），6�11；《明史·周忱傳》作八百萬石。見《明史》153�4212。。宣德既放棄交阯，又派周忱巡撫江南，作大量的減稅，於是全國賦稅由以前之三千二百餘萬石，減至兩千七百萬石左右。自茲之後，全朝代二百餘年再未有劇烈的增減。如《大明會典》所列1502年為26　782　259石，1578年為26　638　412石《大明會典》；25�12。是也。

然則此2　600萬石或2　700萬石數字，仍只有相對的價值，而無絕對的價值。因其既不能代表賦米入倉，為國家收入之數量；也不能代表稅糧之繳納，為人民擔負之數量，明代稅制，賦稅糧應由付稅人繳納於指定之倉庫。此倉庫或為附近之倉庫，或為幾千裡以外的倉庫，因之計及運費及加耗“米一石”，實質上因時不同，因地不同，其價值千差萬別。有時也可以折布折銀，其折換率不因時價而高低，而系由政府憑己意而增減，如原定稅率過高，地方政府無力征收，則以低於時價的折換率折銀。反面言之，如果政府擬區域性增稅，亦不必宣揚增稅，只是將其折換率提高。中國官僚政府，行政上及經理上缺乏體系。此為一最大原因。如在司法獨立之國家，決不容官僚上下其手。據筆者估計，16世紀末葉，江南蘇州、松江一帶，其賦稅糧“米一石”，最輕者，值銀0�26兩，最重者值銀1�91兩，亦即最重者為最輕者7�3倍以上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p�101�。

而任意增高或降低折換率，亦不始自明朝，如《宋史》內所稱：“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以絹較錢，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於錢。輾轉增加，民無所訴”《宋史》（中華書局1976標點本），174�4213。參見李劍農《宋元明經濟史稿》（北京，1957），頁221。。可見這辦法已行於宋代。因之行政及經理的統計，也多名不副實。

此種現象可以認為官僚主義之作風者，則因為文官集團，有皇帝支援，自視其代表天意民心。只要行政設計為大局打算，對於納稅者個人，不負法律上的責任。而歐洲中世紀雖稱“封建”，其座主及附庸之間，有合同關係（contractual　relationship），這種物質條件，既有歷史成例，不容一方片面更動；更不容以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