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經典著作:黃仁宇全集

第29部分 (第2/4頁)

武王伐紂，建立周朝，以封建方式制定了一種合乎當時農業擴張的統治形態，又以宗法度使封建統治更加穩固。八百年的統治中，影響之深遠，常使歷史學家難於區分，究竟某些特色是周朝的還是中國人的性格？

說來也難於相信，從個人說辯的能力和長久的功效兩方面講，孟子在傳統政治上的地位要超過孔子，雖說他受業於孔子孫子的門人，因之被中國的皇帝和文人尊為“亞聖”，亦即第二個聖人。威利（Arthur　Waley）在他的傑作《中國古代的三種思想》中即以孟子代表儒家，和道家與法家對立。

孟子的生卒日期不詳，我們只知道他活躍於公元前300年左右。《孟子》一書，是亞聖言行的記錄，其中最後一章，縷敘周朝立國後七百年的事蹟。他出生於山東之鄒，在西安之東約七百英里。

孟子的政治觀念

孟子生在中國歷史上一個極為###的時代。周朝的王室既已衰微，諸侯開始互相攻伐吞併，到最後只剩下一個秦國。當孟子在政壇活動的時候還有十二國。他訪問了當中的一國——齊。齊國的國王剛在軍事上大獲全勝，打敗了北方的敵國——燕。他企圖併吞燕國，又怕其他國家干涉。孟子沒有在戰略上或外交行動上給齊王任何吞併或是撤退的勸告。可是他倒主張尊重民意，因此他給讀者的印象則是，可能時，他會讓燕國國民自決。他在政治上不能接受現實也不能得到齊王朝廷的歡迎，於是只好前往其他國家，希望有機會效力，得以宣揚“王道”，可是毫無成果。

然則最崇慕孟子的人也不能說他在提倡現代式的民主。他所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乃是針對以世襲貴族治理為數以百萬計的農民的政治體系而言。即算孟子有時候好像提及人民有一種“公意”，如果把這觀念稍微延伸，好像可以視作“公眾的權力”，可是他所謂的自決，絕不是毫無條件的自決。嚴格說來，其範圍不外生存的權利。他在“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的文句裡已經勾畫著一個最低限度的保障。其提及生活程度，則以“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為標準。換言之，孟子之為政治思想家，著重“君子”對多數“小人”抱著惻隱之心，而不堅持本身之私利。他的哲學以慈悲為懷，甚至以為這種悲天憫人的心情出自人類的天性。

值得注意的，乃是孟子和孔子一樣，認為這種施政方針始自七百年前的周文王。《孟子》一書與孔門子弟的《論語》同為君主時代的神聖經典，直到1905年文官考試製度停止之日，同為皇帝開科取士的不二法門，構成中國歷史中持久不變的“莖幹”。

以人心維持政府這一觀念，並無特別了不起之處，這觀念也非中國人所獨有，可是不論付諸實施與否，卻被中國的統治者當做口頭禪，前後宣唱達三千年，甚至成為公眾生活理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似其他國家的憲法精義。這樣一來，這才值得注意了。如果說這是中國人的特徵，也還未說盡此中的奧妙，因為其中尚有天候地理之因素在內。我們讀《孟子》時，挑選某些章節和周朝立國後七百年的事蹟對照，則當中的關係更為明顯。

周民族的發展

現存的資料不能使我們確定周民族的來源。他們留下來的一段簡短傳說，也和其他原始民族的傳統一樣充滿著神話與幻想，可是這傳說不斷地提及農業。周人之始祖契據說自幼就熟悉栽種食物和麻，成年之後成為商朝的農官。直到商朝末年有關周人的歷史才有相當的可靠性。這時候周民族是商所節制的部落國家之一，以西安為中心，在渭水流域擁有農業基地。到商代最後的一個國王期間，周王不是因為他的威勢，就是由於他的仲裁力量，已開始打破局面。不少名義上受商節制的小國家，已開始向周臣服。周之勢力東漸，及於漢水，尤其威脅商在東部平原的側翼。商周武力衝突一開，周王西伯曾一度為商之階下囚，以付贖得脫。

西伯的一個兒子終能糾集多數叛商的部落國家東征，於是以周代商，事在公元前1027年或1122年。這不同的日期，由於不同的專家據史蹟考證而有此差異。讀者必須知道：中國古代史裡的日期只在公元前841年之後才能確定無誤。因為自此以後，古書裡提及天候星象的變化，可以和外間的記錄對照。公元前841年前的日期帶有推算性質，不能視作絕對的可靠。

叛商的領袖，成了一代英雄。他所建立的朝代，茲後連亙約八百載，可是他未曾自稱為朝代的創始者，而以此名位加在他父親西伯頭上。西伯被諡稱“文王”。其為“文”，則是溫和謙讓，有大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