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經典著作:黃仁宇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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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當然。

從他的粗俗言辭中，我猜出他是那種一路從下士、中士而晉升到委任軍官的人。他稱我為“貴參謀”，自稱“小連長”。“高層心腸硬，不能好好對待這些人。”他有些憤憤不平：“沒關係。”事實上，這是控訴政府沒有提供招待費。因此小連長必須改善情況。張上尉可以說是歐洲騎士精神的化身，更重要的是，他認為，我們應該儘可能對以前的敵人親切和善，才能使他們相信自己已經被原諒，而且我們也和他們一樣，對敵意深感抱歉。他有很強烈的同情心，真心替這些日本人難過。他形容日本被轟炸，就像被壓垮的西瓜一樣，淪為盟軍的殖民地，這時即使是我們身旁那位會說中文的日本通譯員，也忍不住笑了出來。我深信這個受過不多教育的上尉心腸太好，我也瞭解到，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某些要素具有持久的活力，展現在老百姓的對外關係上。我沒有以高高在上的大參謀身份來教訓這個小連長，反而被他高貴的純樸所折服，我想那些被款待的日本軍官也不可能有其他想法。

在野外工作，讓我的心思脫離了安，而且心安理得地以為，軍旅生活和我曾體驗過的愚蠢和虛度生命大不相同。滬杭公路是沿海重要的運輸要道，地理上相當於美國紐約到華府的公路。不過，這條公路從來沒有鋪好過。在日本佔領期間，路面由於濫用而損壞嚴重。日軍完全避而不用，因為沿路容易遭到中國游擊隊的埋伏狙擊。他們寧可改用鐵路或水道，在溪流及運河密佈的水道上，他們的馬達船可以快速前進於廣大的地區。在戰爭末期，盟軍可能在中國東海岸登陸，這種立即威脅更使日軍毫無整修道路的誘因。我第一次開上這條公路時，發現部分木橋已經搖搖欲墜。在防波堤上方的路段，吉普車行駛速度還算快，但道路延伸到稻田時，村民往往開挖溝渠，用來引水灌溉田地，因而常成為車輛的陷阱。有一天傍晚，我開吉普車透過溝渠密佈的路段，如果我運氣好，大可順利透過，不會出事。但我在最後一刻才看到一條大水溝，緊急踩煞車，前輪因而繃緊，承受所有的壓力。我從猛烈的振動中回神，慶幸只有前輪輪軸壞掉，我的內臟及脊椎安然無恙。我等了三小時，才等到日兵開著軍用卡車來，是在修復隊執勤的六部卡車之一。不論是中國人、日本人、守衛、戰俘或百姓，大家一起同心協力，費了好大的勁，才將壞掉的吉普車墊上臨時做的木板推上卡車。

我們進行修復工作時，用的是簡單的工具和簡單的材料，絕對稱不上是工程壯舉。如果沒有後續工作，我也無法保證路面能持續多久。不過，工程給我很大的成就感，因為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參與對大眾有利的工作。最不可思議的是，這工程靠的是和日本人合作，而我從小學開始，對日本人雖有種種情緒，卻從來沒有想過合作的可能。

上海（5）

從那段時間以後，我持續遠離安。我又結識了一位年輕幾歲的女孩辛妮。她和安一樣，都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辛妮身材嬌小，面板光滑白淨。但是，我和她出去時，所引起的注視比不上和安同行時。我去找辛妮時，不必等待。她會盡快從樓上飛奔而下，穿著拖鞋或家居鞋，不管臉上有無化妝。她常問我問題，例如陸軍上尉和海軍上校有何不同，少校和中校哪一個比較大。有一次我對她抱怨部分軍官沒有品位，穿西式軍褲時，卻又穿著有裝飾鞋釘的靴子。她說：“也許他們希望踩在爛泥地上時，不會弄髒了褲管。”

辛妮樂於助人。有一天我送她回家時，前方忽然跑出一輛腳踏車。我不太會開車，當然立刻用力煞車，根本不管離合器，引擎因此熄火。令我驚慌的是，車子居然發不動了。引擎蓋下的電瓶發出柔和的低鳴聲，但馬達還是無法啟用。我事先已經被警告過，這輛車的馬達可能有問題，因此試了好幾次後，我把車子——辛妮稱之為“吉普車輛”——推到路邊，然後打電話。回到吉普車旁時，我告訴辛妮，我回去見將軍會遲到，必須改搭電車。我問她是否可以行行好，在車旁等待，軍隊裡的技工會在一個小時內出現，帶她回家。她只問我，如何對技工說明車子的情況。依我的理論，是因為電線和磁場不合，但這種說法對她而言稍微複雜了些，我於是用中國駕駛的慣用說法：“馬達的齒輪卡住了。”後來她如實轉達給維修人員，他們就瞭解我的意思。我懷疑安是否會同意幫我忙，事實上，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膽子開口請她幫忙。

有一天，我要處理一些文書工作，辛妮答應我的請求，偷溜到我的營房，在我的床上睡了兩個小時，我則在床邊工作。她醒來時，對我微笑，我於是抱抱她。她臉上仍然掛著縱容的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