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經典著作:黃仁宇全集

第26部分 (第2/4頁)

回南京，把軍隊從南方運送到北部及東北。在這樣的情況下，遣送日軍不被視為當務之急。然而，只要我們留他們一天，就要養他們一天。因此為何不叫他們工作呢？很合邏輯的想法，但修復道路的工作並不需要由中將來監督。原因出在湯恩伯將軍既然無法讓他的第二副手在總部有事做，於是很大方地解決這個問題，至少暫時不成問題，讓鄭洞國有藉口待在上海的家，不必毫無意義地待在不方便又不舒服的無錫。

這樣的安排對我再滿意不過。工程軍官莫少校和我必須安排前置作業，花很多時間在戶外。這時沒有更稱我心意的事了。打從春天從緬甸回國後，我大半都在遊蕩。抗戰勝利的興奮既然已經結束，這項工程不但讓我有事可做，而且可以讓我分心，不去擔心工作、事業、學業、遙不可及的安等種種無法解決的問題。

日軍已繳交挖掘壕溝的工具、手推車及卡車。每當我問起這些工具時，上海後勤司令部的軍官照例道歉連連：他們不知道工具放哪裡。每當我去倉庫和軍械庫時，第二負責人同樣道歉連連：“主管不在，他們不知道是否可以把這些工具交給我們。最好的方法就是麻煩黃參謀再過來看看。明天主管會回來，他正是你要找的人。”等了幾天後，我發現日軍第六十一師團總部有位會講英語的中尉，而且在奉召入伍前還是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生。他和其他日軍告訴我這些器具的確定放置地點，不但有工具，還有水泥、木材、繩索、木棒等，是數週前才繳出的。我領著第三方面軍的正式命令，重新回到倉庫和軍械庫。我對他們說，不行，我不方便再去他們的辦公室一趟，如果負責的人不在，不管誰代理，都要給我十字鍬和鏟子。日軍已準備好要上工，共有一萬五千名士兵呢，每天要花一百萬元去養他們。副司令長官會問我工程為何耽擱，如果他們不相信，我可以當場打電話給鄭將軍。如果沒有施加威脅，修復工作不可能順利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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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4）

日本人就很容易相處了。六十一師團的工程軍官繳交一份計劃書，一開始免不了是形式化的內容：工程的目的、應有的規模、大體的方向和重點等等，也就是可以刻在石板上的序言。不過，接下來的內容並非裝點門面而已，計劃書上的每個細節都可以徹底執行。在指定的時間和指定的地點，總看得到準備就緒計程車兵。事情從不出錯。在工程期間，他們分配到村裡居住。雖然已經解除武裝，仍然由我們七十四軍的部隊來看守。我們一度擔心戰俘和居民之間會起衝突，因為日軍在戰時的殘暴仍讓人記憶猶新。不過，什麼事都沒發生。只有過一起事故，一些日本兵在戶外生火，結果風勢太強，一戶民宅的茅草屋頂被燒壞了一部分。但在我方得知以前，日軍已經和屋主和解。一整團的人絕食一天，省下伙食費來賠給屋主。鄭將軍得知此事，很可憐他們，因為一整團的人，無論是軍官或士兵，都得捱餓過夜。他盤算再補給他們一天的伙食費，表示他的善意。但我勸他不用這麼做。我說，這些戰俘負起責任賠錢時，善意就已經建立起來了。我們應該讓好事和壞事並存，不必去遮掩。

但中國人民實在很寬容慷慨。他們心胸很大方，雖然能給的不多，張上尉就是一例。張上尉負責七十一軍的運輸連，負責看守一營的戰俘。我們稱之為“鐵肩”的運輸部隊，原先出身苦力，只不過後來改披戰袍。他們是軍隊裡任勞任怨的馱獸，而非中國軍隊的驕傲。整連不過擁有二十支步槍，聊以自衛而已。當他們奉命看守日軍時，矛盾的景觀就出現了：日軍穿著的羊毛軍服，即使缺乏清洗熨燙，仍然比這些看守兵更新更像樣。總而言之，這就像是《桂河大橋》中“黑即白，白即黑”的翻版。

有一天晚上，我經過張上尉住的村落，順便看看他。嚇我一跳的是，他和三四名日本軍官剛從村中唯一一家餐廳回來，呼吸間仍有酒氣。我有些不安。雖然沒有明令禁止和以前的敵人交好，但我們想不到張上尉會和日本軍官喝酒、享用大餐。這種行為也會引發疑慮，這些日本軍官對他有何用心？或是他對他們有何用心？一頓大餐所費不多，但就我所知，雙方都沒有太多錢。戰俘理論上不可以持有現金。在國民黨軍隊這方面，由每一個指揮官斟酌，連長可以虛報兩名士兵，領取他們的薪資配給，不會有人多問兩句，但超過限度就要受罰了。這個巧計正可以填補組織的漏洞，讓連長有津貼可供應用，或是作為個人的補貼。不過，這筆金額也不大。

原來那晚張上尉自掏腰包請客，可能要花費他半個月的薪水。他不覺得奢侈浪費，也不覺得自己過度友善，他只覺得這一切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