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經典著作:黃仁宇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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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業組織。萬曆年間中國已經與新興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軍事力量直接接觸，雖然沒有節節戰勝，到底閉門自守，仍力有裕如。一直要等到兩百年後，西方資本主義的國家在工業革命已經展開的情況下，挾著輪船和新式武器，才能夠以技術補助長距離之不及，以極緊湊的組織克服數目上的劣勢，使明朝以來所提倡的內向性格和非競爭性的組織，無法存在。我們談及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其基本原因，無非這力量的不平衡。

所以我們指出明朝組織的守舊落後，是針對這種缺點而言。倘使不顧它以後的後果，寫歷史的人也可以把明朝的社會寫得值人賞羨。例如朱明王朝的二百七十六年間，沒有一個帶兵的將領擁兵造反，讀書人一登仕途，中等生活容易維持，其優閒世無其匹，所以晚明文人寫的小品，稱“沖淡”。但是這和我們的處境相去太遠。反過來說，我們也不贊成傳統的習慣，認為外國有的事物，中國不假思索地“古已有之”。西方在這兩三百年既有資本主義的成長，中國明朝，也來一個“資本主義的萌芽”。現在看來，以這樣題材發表的文字給人印象無非“有好幾多人賺了很多錢”。作者既不瞭解資本主義為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那他們蒐集的資料也難能與以後發生的歷史事物相聯絡了。

第四，在大歷史的觀點看來，清朝因襲明朝的成分多，而溯本歸原的改革少。所以我們研究中國現代的很多問題的時候，可以追根究底地追究到明朝去。

明朝的覆亡，乃是財政破產，例如1632年（崇禎五年），有三百四十個縣欠繳國家稅糧達半數以上，其中一百三十四個縣全部拖欠《崇禎存實疏抄》（1934版），2；72~89。。這情形不是全國沒有擔負這賦稅的能力，而是因為用兵加賦之後，這國家在技術上已無法管理。原來朱明王朝的財政組織，不以銀兩為基礎，而以實物為基礎。稅率低、公費少，軍隊又用衛所制度自己供應一部分消費，一到16世紀，很多地方情形已與朝代初期的情形不同。又苦於沒有一種龐大的政治力量，足將全國大規模地改組。其實行“均徭法”及“一條鞭法”都是各地以遷就的態度作區域性的更革，不過再度增加最低納稅人的負擔，不變更中央法制的形式。這種組織，本來脆弱，而全國銀兩，總數有限。16世紀下半期張居正撙節公費在內外倉庫積銀逾一千二百萬兩，各地即有銀根緊縮、物價降低的趨勢。何況17世紀初用兵於遼東，銀兩原應流行於南方，至此蒐括使用於極北，而北方不是用銀的地帶。從熊廷弼的報告看來，各項物資不足，大量銀兩入境更只使物價陡漲見程開祜編《籌遼碩劃》（1620版），44；24。。監察官的報告，也是說明大批銀子送到前線，還沒有發生功效就立即內流。而西北流寇作亂，更增加備兵籌餉的困難。

明代的文官組織，也達到了無法管制的程度。萬曆（朱翊鈞）的不親朝，天啟（朱由校）的信用魏忠賢，和崇禎（朱由檢）的剛愎自用，只更使是非不明，人心離散，造成地方政府質量全面降低的趨勢。

滿清入主中國，在外方面糾正了明朝的缺點。在華北實行“囤地”，當事者受害，卻以八旗代替了明朝的衛所制度，減輕明末募兵供應的負擔。用兵於前後“三藩”，軍餉浩大，但是銀兩流行於南方，不與民間經濟相沖突。而且明朝的宗室和捐監，一朝罷廢，也節省了很多無益的浪費，而大量地肅清了阻撓地方行政的惡勢力。17世紀白銀又繼續不斷地流入中國，更造成有利的形勢。滿清君主以堯舜自期，在政治上有澄清吏治的成就。而他們以征服者的姿態入主，利用“薙髮”及“文字獄”的威嚇及修明史、徵“博學鴻儒”的利誘籠絡人心，都有實效。這樣一來，在中國體制簡單的情形下，各項措施，都打入重點。而康熙帝（玄燁）在1661年（順治十八年）的江南奏銷案大量打擊各地區“賴糧”的縉紳，並且又在朝代之初各地修編《賦役全書》，把明末稅收上很多不盡不實的地方，經過一番切實的整頓。所以17世紀下半期以後，中國又有新興朝代欣欣向榮的樣子。

然則滿清的改革與整頓，紀律與技術上的成分多，組織與制度上的成分少。開國以來各部尚書侍郎滿漢各半，康熙帝以1711年的丁額為永久丁額，以後丁田歸併，雍正（胤禛）帝執行“火耗歸公”在這問題上的最近新著為Madeleine　Zelin，The　Magistrate’s　Tael：Rationalizing　Fiscal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g　China（Berkeley；Calif。，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