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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末年,每方投入戰鬥的兵員近五十萬,實為常事。野戰之後又包圍城市,可以連亙數月。有好幾個國家已做到全民動員的地步。至少有一次,有一個國君命國內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全部到一個前線的重鎮集結。當時戰死的人數和加於俘虜的殘酷事例,不論是否經過誇傳,足以使現代的讀者戰慄。在這樣鮮血淋漓的記錄中,不免令人懷疑許多作家提及中國人的和平性格是否名副其實。
中國因秦而統一也是世界史上的一樁大事。如此大規模螺旋式的發展,其程度愈加深,速率也愈加快,在世界其他各地無此事例。很多背景上的因素無從全部縷列。可是有了現代科學的知識,我們自信可以將此中主要的原因概述有如下章。由此也可以看出為什麼孟子提倡全國慈悲為懷這種平平之論,足以在如此的長時間內,得到如此熱烈的支援。亞聖與始皇,恐怕他們自身還沒有體會到的時候,某些客觀因素已經把他們生平事業牽連在一起了。
第三章土壤、風向和雨量(1)
易於耕種的纖細黃土、能帶來豐沛雨量的季候風,和時而潤澤大地、時而氾濫成災的黃河,是影響中國命運的三大因素。它們直接或間接地促使中國要採取中央集權式的、農業形態的官僚體系。而紛擾的戰國能為秦所統一,無疑的,它們也是幕後的重要功臣。
旅遊者從西安到驪山所看到黃褐色的土壤是黃土地帶的東南邊際。這土壤纖細有如麵粉,令人設想幾百萬年前經過風力的轉運,堆積在一個廣大的地區。它的深度自五十英尺到七百英尺,它的下層可能是在冰河時期結束時受到極大的壓力所粉碎而成。當初一部分土壤也可能被水力沖刷而沉澱於東部,又經過長期間的堆積,才聚成今日之深度。這種現象給中國歷史的展開,有好幾重影響:因為黃土之纖細,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製之犁及鋤。周朝的開國,與推廣農業互為表裡,顯然是得到這種土壤特性的裨益。於是在公元前1000年,中國社會即已在文化上表現出均勻一致。它的基層細胞的組織與小塊耕地的操作結下不解緣,也表現出家族的團結。凡此都經過無數成文資料的證實,並非某一種資料強作此說。
黃土與中央集權
黃土還給中國另一種影響:黃河中游由北至南將黃土地區割成兩半,其縱長五百英里。它也在內地接受幾條支流的匯入,其結果是黃河的流水中夾帶著大量的泥沙。通常河流的水內夾帶著百分之五的泥沙已算相當得多,南美洲的亞馬孫河夏季裡可能高至百分之十二,而黃河的流水曾經有過百分之四十六的紀錄。其中一條支流曾在一個夏天達到了難於相信的含沙量百分之六十三。所以黃河經常有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潰決氾濫、造成大量生命與財產損失的可能。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間和枯水期間幅度的變化又大,更使潛在的危機經常惡化。按理說來,有一個最好坐落於上游的中央集權,又有威望動員所有的資源,也能指揮有關的人眾,才可以在黃河經常的威脅之下,給予應有的安全。當週王不能達成這種任務時,環境上即產生極大的壓力,務使中樞權力再度出現。所以中國的團結出於自然力量的驅使。
黃土地帶示意圖
《春秋》中有一段記載,提及公元前651年,周王力不能及,齊侯乃召集有關諸侯互相盟誓,不得修築有礙鄰國的水利,不在天災時阻礙穀米的流通。這“葵丘之盟”在約三百五十年後經孟子提及,可是他也指出,盟誓自盟誓,會後各國仍自行其是。《孟子》一書中提到治水的有十一次之多,可見其重要性。其中一段更直接指責當時人以洪水沖刷鄰國的不道。我們不難從中看出洪水與黃河暨黃土地帶牽連一貫的關係。孟子所說天下之“定於一”,也就是隻有一統,才有安定。由此看來,地理條件和歷史的發展極有關係,尤其是當我們把地理的範圍放寬,歷史的眼光延長時,更是如此。
上述穀米之流通尤其值得考慮。中國地區的降雨量極有季候性,大致全年雨量的百分之八十出現於夏季三個月內,在此時期風向改變。並且中國的季節風所帶來之雨與旋風有關,從菲律賓海吹來含著溼氣的熱風需要由西向東及東北之低壓圈將之升高才能冷凝為雨。於是以百萬千萬計之眾生常因這兩種變數之適時遭遇與否而影響到他們的生計。如果這兩種氣流不斷地在某一地區上空碰頭,當地可能霪雨為災,而且有洪水之患。反之,假使它們一再地避開另一地區,當地又必乾旱。前人缺乏這種氣象的知識,只在歷史書裡提及六年必有災荒,十二年必有大饑饉。其實在1911年民國成立前之兩千一百一十七年內,共有水災一千六百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