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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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和旱災一千三百九十二次,其嚴重經過官方提出。亦即無間斷地平均每年有災荒一點三九二次。
風向圖
在《春秋》裡經常有鄰國的軍隊越界奪取收成的記載。饑荒時拒絕糧食之接濟尤其可以成為戰爭的導火線。《孟子》書中提到饑荒十七次之多。在一段章句裡提及公元前320年,魏國的國君因為他的轄地跨黃河兩岸,曾告訴亞聖當災荒嚴重時他須命令大批人民渡河遷地就食。在這時候魯國已擴充其疆域五倍,齊國已擴充其疆域十倍。不難想象,當日各大國要較小國家佔有顯明的優勢。它們所控制的資源能夠在賑災時發生確切的功效,所以在吞併的戰爭中也得到廣泛的支援。當諸侯為了好大喜功而作戰的時候,一般民眾則隨之爭取生存。如是的競爭只有像螺旋式地使兩種因素的加入越來越多、越大。
農業與遊牧
此外另有一種氣象上的因素也促成中央集權的發展。雖說在某一地各年的雨量可以相差極大,但是全中國的平均雨量卻有定型。這現象不難解釋,帶著溼氣的熱風,愈吹入內地,被蒸發的程度也愈為增高,而且沿海下雨就已減少了空中的溼氣。此中值得注意的是所謂“十五英寸等雨線”。這線從中國東北向西南,當中的一段與長城大致符合,更西而南則使青海與西藏和中國本部分隔。這等雨線之東南,平均每年至少十五英寸的雨量是常態,符合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所說,“中原農業茂盛,人口繁殖。”提及線之西及北,他則說:“幾千英里內人類全然不事農桑,他們不直接地倚賴土地上的植物為生,而在他們自己及植物之間加入一種機械作用。”這也就是巧妙地說出這群人為遊牧民族,他們與牲口來往於乾燥的地區,讓牛羊自覓水草。牧人的生計不能轉變為種稻人的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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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壤、風向和雨量(2)
十五英寸等雨線示意圖
中國的農民和塞外的牧人連亙了兩千年的鬥爭記錄,回顧起來,欣喜的成分少,仇恨的成分多。尤其是氣候不利的時候,馬背上的剽竊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襲取種田人,後者通常有半年的積蓄。零星的侵略可能擴大為戰事,防守者則企圖報復,有時也全面出擊以圖先發制人。
在時間上講,亞述人的壁畫在公元前9世紀即描畫著騎馬的弓箭手,可是全部遊牧成為一種部落習慣和隨著而來的騎兵戰術則出現較遲,並且經過一段長時間,才傳及東亞。到公元前3世紀遊牧民族的威脅已相當嚴重,這時已有將北方几個小國家所築土壁結合起來構成一座相連的城塞之必要,這項工程終使秦始皇在歷史上名傳千古。所以這種局勢的展開也指出中國即使在國防上也要中央集權。全國的國防線大致與十五英寸的等雨線符合,這是世界上最長的國防線,不僅為無數戰士留下了辛酸的記憶,也是中國婦女流淚的淵藪。總之它在地理上構成第三個因素,註定著中國農業社會的官僚機構必須置身於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體系之下。
孟子去秦始皇統一隻五十年,他已經和法家一樣,贊成中國需要一箇中央的權威。只不過始皇以殘暴的力量完成帝國的統一,而亞聖還在以好意勸說,著重道德上的移風易俗。在歷史上他們所掌握的是同一類的問題。在近距離之內,孟子好像失敗,當他勸說戰國的君主行周文王之政時,周之封建已衰退到不可認識。井田制度早被放棄,世襲的卿大夫階級已為官僚所替代。因為國君能直接派遣官僚治理屬下地區,他們可以直接向人民課稅,也將他們徵發為兵,數以萬千計。而且這種競爭風氣更受商業的影響。當時所謂商業仍在嬰兒時代,只是因為有好幾位特殊人物超越國界的政治活動,才使之活躍而顯著。這樣的環境已不復是凡物都有一定位置和場所,或者凡事都可以用儀禮及惻隱之心對付。實際上,吞併的戰爭仍繼續進行,以至最後只有一個勝利者。
儒家與農村組織
然則從長期上講,亞聖孟子與大成至聖孔子,都已看清中國命運上註定必然為一個龐大的農村組織,雖然要根據某些數學原則行事,但仍需人本主義(humanism)的調節。所謂儒教是以崇高的情感組成,在這種背景內自有它存在的價值。《孟子》一書中提及亞聖與他年齒稍幼的兩個哲學家意見不合。楊朱主張各人循著自己的私利觀行事,若以道德激勸,強人違反自己的意志行事,只有增加混亂,所以他說雖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也。他的邏輯認為每個人都應當按照自己的趨向,去接近歡樂,避免苦楚,這和近來西方時尚之“佔有性的個人主義”(pos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