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經典著作:黃仁宇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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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翰林學士張四維之父，在私人生活為姻兄弟，均為大鹽商，專利河東《明史》，卷219及222；又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京都，1972），頁278~279。寺田並提及兩家並與大學士馬自強家聯姻，而馬弟自修，亦為商人。，為藉仕宦權勢自肥之顯例，《三言》尚未提及此類顯官鉅商。又倪太守之流，其活動範圍為高利貸，亦非純粹商人資本。因高利貸有如典當業，通常盤剝窮蹙之借貸者，借款用於窘迫間之消耗，利潤又多為放款者輾轉購置田產，對促進商業，絕鮮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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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商及其生活（1）

客商為經常旅行之商人，以別於坐商。此種商人為明代商業之中堅分子，雖其資本可大可小，而其小者與走販無甚差別。前述之李秀卿、黃老實、楊八老、蔣興哥、慎郎、桂富五均為客商。

一般客商，均有其經商路線，又多祖孫相傳，因各地方言、風俗、物產情形不同，客商又多與當地牙商熟識。

客商之不可或缺者，因明代商業，無通郵便利，又無大規模貸借之習慣，往各地採購物產之商人，須親攜現款，下榻於牙商之客舍中，臨時由牙商向出產者徵購其商貨。《徐老僕義憤成家》稱：“元來採漆之處，原有個牙行，阿寄就行家住下。那販漆的客人，卻也甚多，都是挨次兒打發。阿寄想道：若慢慢的挨去，可不擔閣了日子，又費去盤纏。”阿寄只有本銀十二兩，他向牙商央求後，那牙商“一口應承當晚就往各村戶，湊足其數。”亦可見當地無批發商囤備生漆應市，牙商亦須隨時隨地零星向產漆之戶收買，顯然其通常習慣為一手出銀一手收貨。

此種情形與其他檔案記載相合，如陳繼儒之《布稅議》稱明末蘇州松江棉布發賣情形有如：“凡數千裡外，裝重貲而來販布者，曰標商，領各商之貲收布者曰莊戶。鄉人轉售於莊，莊轉售於標”《山西商人の研究》，頁192。。其重點為“裝重貲”及“領各商之貲收布”，仍系銀貨當時交訖。

即使綢匹，在16世紀使盛澤鎮享盛名，其交易情形，仍不離上述之規範。《施潤澤灘闕遇友》雖極端渲染，稱雲：“遠近村坊織成綢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賈來收買的蜂攢蟻集，挨擠不開。”其唯一不同之處，為生產者，即俗稱“機戶”自投牙行，而牙商毋須下鄉收購。因為“這鎮上都是溫飽之家，織下綢匹，必積至十來匹，最少也有五六匹方才上市。……施復是個小戶兒，本錢少，織得三四匹，便去上市出脫。”下文則稱：“施復到個相熟行家來賣，見門首擁著許多賣綢的，屋裡坐下三四個客商，主人家踮［站］在櫃身裡展看綢匹，估喝價錢。”在此情形下，生產者和遠來客商狹道相逢，銀兩當可在行家櫃檯上立即換手，五六匹或十來匹綢亦非大規模生產，其癥結在信用制度未展開，機戶之外，無人投資於製造，生產零星，所謂行家或牙行，亦無資本墊借，因此客商必須單零每匹綢估價，無法以批發方式交易，無法預定貨品，尤無法避免親身旅行自攜現款。

客商旅行每次都在半年以上。《喬彥傑一妾破家》（《通》）敘宋朝事，稱杭州喬俊“有三五萬貫資本，專一在長安崇德收絲，往東京發賣，販棗子、胡桃、雜貨回家來賣，一年有半年不在家。”《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內另一客商陳大郎，徽州人氏，“湊了二三千金本錢，來走襄陽販糴些米豆之類，每年常走一遍。”徽州水道通襄陽毋須數月往返，其所敘每年僅走一遍，當系因每次坐候收購物品，在牙商客店中遲滯之所致。

客商貨品出售時，經常亦無批發商承購。《陳御史巧勘金釵鈿》（《明》）故事中，敘“一個賣布的客人……口內打江西鄉談，說是南昌府人，在此販布買賣，聞得家中老子身故，星夜要趕回。存下幾百匹布，不曾發脫，急切要投個主兒，情願讓些價錢。眾人中有要買一匹的，有要兩匹三匹的，客人都不肯，道：‘恁地零星賣時，再幾時還不得動身。哪個財主家一總脫去，便多讓他些也罷。’”其所敘地方為江西贛州府石城縣，甚通水路，客商所存布四百餘匹，裝置船中，值銀二百兩，急時雖減價低於本錢，亦難覓得買主。如此城內有批發商承購，則故事不合情理。

買賣時賒欠，通常非客商之預籌，大概多因臨時貨物不能全部賣為現金。前述老僕阿寄所販漆，值銀僅十二兩，“遂僱船至蘇州，正遇缺漆之時，見他的貨到，猶如寶貝一般，不勾三日，賣個乾淨，一色都是現銀，並無一毫賒賬。”阿寄來自浙江淳安，蘇州乃其新到之處，文中暗示，雖在此情形之下，通常賒欠為無可避免。又蘇州在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