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經典著作:黃仁宇全集

第7部分 (第3/4頁)

加資金之數額。其得匯兌便利者為徽商，亦即一極小之鄉里圈。山西商人確可將通常儲存不動之資金活用。前述沈思孝之觀察，恐仍有溢譽之處。然即使其所稱全部確實，其能樹立信用，利用富者款項以經商者，全賴個人操守及道德觀念，此不能有普遍效力，亦不能與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以民法及公司法之作保障者相提並論。沈文之更可注意者，則放債者為鉅富，借款營利者為小規模之客商。其資本仍為化整為零，不能聚集高度發揮其運用。因其缺乏龐大商業之組織，業務不能專門化，亦不能以鉅額之商業資本為擔保，引誘其他有居積者繼續投資，並遂行大規模之信用借貸，亦即無法擴充銀行業務（山西錢莊，實為票行，偏重於中國傳統之匯兌業務，而不能發展為現代性之銀行）。各小規模之客商，則既無力亦無意於其營業之現代化。諸如貸款與生產者以促進其製造，設立通訊機構，組織定期船舶之經常航行，保障旅途安全，均非此等小規模客商之所能計及。鉅商大賈則在此落後之商業組織中，愈能利用其政治特權，在短期內獲大利。兩者均與資本主義“萌芽”之趨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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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三言》非歷史著作，但其所包括中國16、17世紀間社會史及經濟史之資料豐碩。吾人以其所敘與其他資料暨歷史背景對照，發覺其所提供商人生活及商業組織之情況大都確切，且其敘述綿密，可以補助較正式堂皇曆史資料之不足。

此三集短篇小說所描寫明末商業情形，無數量之準據。證之當日歐人筆記，中國內河城市之繁華，尚可能為西歐諸國之所未及略舉一例，如Louis　J�Gallagher，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New　York，1953）所述。。但《三言》所提出商人生活及商業習慣，以今日眼光觀察之，實在質量上墨守舊規。其癥結又不在商業本身，而系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及社會風氣所拘束。其最大障礙為否定私人財產之絕對性。次之則發行貨幣全部為政府職權。政府之力不能及，則付之闕如。政府所創設之交通通訊機構，又不公開為民間服務。此外，官僚地主之聲勢煊赫，家族關係之堅不可破，無一不妨礙純粹經濟力量之開展。有此種種客觀環境，資本主義自無法在中國成長。

資本主義為歷史上經濟發展之階段，其本身無意於對社會生活求改革。英國資本主義形成時，其農業上之因素為“圈地”（enclosure）。此一方面促成土地集中，一方面產生大量之無產階級。此等無產之農民，終至遷居於城市，為新興工業廉價勞工之來源。又資本主義發達之方式為兼併。此在美國本世紀初年，仍為勢甚熾。規模大之企業，利用各種手段，消滅其競爭者，以獨霸市場。中國傳統政府，固不願提倡個人主義及自由主義，以與資本主義同流，但亦不容農業及工商業之兼併，有如歐美之資本主義社會。尤不許可大批流民為朝代統治之慮。資本主義最大之貢獻，則為促進生產（現代社會主義有同一目的，唯不在本文範圍之內）。因其在政治、法律、社會諸方面，首則容忍繼則扶助私人財產無限制之發展，其極端競爭之餘，純經濟利益，常發揮其最高效率。在商業上言，則一般遊資，用於生產及扶助生產之部門，如交通、通訊、銀行、保險諸事業。生產增進之餘，資金愈積愈多，勞動力亦供不應求，因之進而工業機械化，促成產業革命。

傳統中國社會始終未參與前述運動，故稱明末清初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實無理論上之根據關於資本主義萌芽一節，已被批判，例如Albert　Feuerwerker；“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8（1958）。。而《三言》諸故事，亦證實16、17世紀，中國商業缺乏資本主義之性格。今日之言中國哲學史者，必稱中國哲學家與西洋哲學家構思不同之處。言中國社會史者，亦著重於中國社會之特質。獨研究中國經濟史者，仍不能脫離歐洲經濟史之範疇，襲用其名詞，殊不可解。

中國之經濟未能高度發達，則有多種不良結果。一方面因工商業未能積極展開，資本有限。其相反一方面則現有資本出路狹窄，通常用於購置田產，或在農村放為高利貸。此逐鹿于田畝，固然間接促進農業在數量上發展，增加全國耕地，但其資金零星使用，經濟效率至低。因之中國經濟質量不變，一般民眾之生活尚在近世紀降低。此種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