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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外戚結成同盟，使原來的三角鬥爭轉化成了“兩大陣營”的衝突。
夏曾佑先生在其民國時代成書的《中國古代史》（上）一書中，用了不小的篇幅論述東漢的宦官外戚衝突，其曰：“前漢之世，外戚與宦官常相結；而後漢之世，外戚與宦官常相誅。相結之極，王氏盜漢；相誅之極，天下土崩。”這種鬥爭的結果大大影響了中國以後的政治文化，“二千載以還，遂與中國相終始”。換言之，以皇權（及其變種）為表現的集權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要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高層權力內鬥中去。
用比較流行的現代政治觀點來論，這該叫非民主政治的成本。
夏老先生仍以史為據，評論道：“讀史者每嘆古人之愚，然平心論之，殆非愚也。此蓋出於家天下之極端。人主一家之安危，與天下之利害相連，而每遇皇家變動之時，外廷尚不及知，倉猝之間，其權必歸於外戚、宦官之爭，而影響遂及天下焉。而天下者，亦動於不得不然矣。後漢二百年之史，即外戚宦官衝突之史也。”
我同意夏老先生的分析，在綜合司馬光“東漢風俗論”的基礎上，試以揭示力量上“弱勢群體”、道德上“強勢樣本”的文人集團的政治作為切入點，來重新展現相對遙遠的東漢歷史的一個真實的側面。在這個時代裡，力量強勢的刀與道德強勢的筆，各自揮舞，鮮紅的血混溶了濃黑的墨，寫就了一部棕色的權力與精神對決的歷史。
本書在寫作技巧上，沿襲作者較為成功的通俗歷史著作《歷史上的三種人——皇帝？官僚？草民政治博弈真相》的“基本模式”，寫為3編、9章、27節之狀，便於讀者形成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框架。
為了使這段始於1世紀20年代、終於3世紀20年代的歷史，不致因作者的“模式化寫作”而過分簡化，作者從《後漢書》與《資治通鑑》中萃取了大量的歷史故事，以儘量洗練的文筆表達出來。如此，除了補綴本書的主體之外，還有益於讀者豐富見識，即把這些小故事比照於自己的生活經歷。換言之，歷史小故事往往能提供人生大道理。在另一方面，這些小故事在本書整體設計上，也有“大註釋”的意義，即在正文小注之外，給主體敘述一個更寬闊的歷史背景。有些效果明顯者，一為東漢制度之記，如官秩（什麼叫二千石以與“比二千石”與“中二千石”之區別）；另為社會風俗之記，如民諺童謠，因為它們更能反映出一個社會的真實風貌。
《後漢書》在志部分，獨記有謠，也是一大寫作特色。但是，《後漢書》的志部分不是范曄寫的，而是後人將他之前的司馬彪的著作合進來而成。這樣的歷史趣事，則在本書的附錄三即范曄的小傳中，予以詳述。
附錄二則是東漢的帝王譜系表，表中分列其在位使用的年號，有利於讀者在細節上連貫本書主體部分所描述的各個事件。
最後應當特別說明的是，為什麼在第九章後兩節要寫《後漢書》所涉資料以外的諸葛亮與曹丕？其一，是為了表明知識分子道德抵抗全面失敗之後，這個群體分裂的結果，各謀政治出路，其中諸葛亮與劉備（也是一位知識分子）共同構築了一場不可能實現的中興夢幻；其二，諸葛亮與曹丕雖為《三國志》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但從人生經歷上講，此二人均是“漢人”而非“三國人”，退一步講，這兩位影響中國歷史程序的名人，大半部分是漢人，少半部分是三國人。
諸葛亮活了53歲（公元181—234年），前39年都是生活在東漢；曹丕（公元186—226年）比諸葛亮小5歲，活了40歲。因他篡位才有三國，而其40歲的壽命，有34年是在東漢度過的。
作為兩位特殊人物，他們是東漢滅亡的受益人，他們也是三國的“活化石”。所以，以其二人之經歷入本書不但沒有牽強附會之嫌，反而更能使整個東漢歷史的通俗敘事有始有終。
不多述，是為序。
2007年4月20日晨初稿，
5月4日夜定序於綿逸書房
自序
4
——東漢文人？外戚？宦官的三角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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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為人知的劉秀難題
在劉秀趁時而起，從西漢外戚王莽及變亂的諸雄手中基本奪回劉家江山之後，有一個問題深深困擾著他：為什麼在王莽篡漢過程中有那麼多的知識精英為王莽歌功頌德，漢劉家的治能、治術、治德當然出了大問題，但總不至於讓精英分子把儒家持守的春秋大義全丟了吧？
比之春秋大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