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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齊桓公是位霸主，他的國內政治作為就是：殺了五個奸臣，而且追究保舉他們的人的責任。如此，無論官員還是百姓就不非議朝政了。現在絕不能當斷不斷，繼續縱容犯罪。凡是聖明的君主，聽到僕役童子及一般婦女的進言，都把他們當作加給泰山的微塵，當作集於淮海的霧氣，這微塵、這霧氣雖然未必有益於泰山之勢、淮海之氣，但總是沒有害處的。皇帝呀，您好好想想吧！”
順帝看罷告狀信倒沒說什麼，反而是朝中大臣們大為不快，因為如果查處任嘉的案件或許會涉及自己的利益，至少也會得罪一批人，所以就指責楊倫言辭不遜即不知道尊重皇帝。緊接著又有朝中的低階官員說，楊倫知道了一些不該知道的事情，非法獲取國家枚�何娜送餛蓴鹿俚娜�嵌氛�旱隊氡省∽髡擼呼胙宄�
自序 由司馬光東漢風俗論說起
眾所周知，在浩如煙海的中國歷史典籍中，國史上品是《史記》、《漢書》、《三國志》、《後漢書》（成書晚於《三國志》），此為“前四史”。而前四史之外，最好的國史作品非《資治通鑑》莫屬。
通鑑作為中國編年史鉅著，其用筆精當、品評得體，時至今日亦無出其右者。這並不是厚古薄今之論，因通鑑在當時的主要作用是為“資治”之用，即為皇帝治理國家而將此前的歷史事件按序寫清，其必以簡而不陋、當而不雜為不易的標準。主編者司馬光的學識也為一代之冠，學風紮實且寄託深遠。
對於東漢這段歷史，司馬光可以說是情有獨鍾，而他的“東漢風俗論”也成為史評絕品。在《資治通鑑？漢紀》最後，他說：“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若有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混淆，是非顛倒可謂亂矣。”面對國家政治的敗壞，知識分子們不甘隨波逐流，乃奮起抗爭，在政治高層有楊震、李固、陳蕃等人“用公義扶其危”，在民間有以範滂為代表的一批學者“立私論救其敗”。這些人特受司馬光之尊重，在通鑑“東漢風俗論”中他繼續寫道：“至有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
司馬光堅決認為，這些人的道德抗爭是東漢初三朝道德教化的遠期收益。為了說明東漢風俗也即知識分子主流意識的道德性，司馬光還舉了曹操不敢明確代漢的事例，加以說明，他寫道：“以魏武之暴戾強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
從一個側面講，東漢一代是中國知識分子道德品質的黃金時期，甚至可以說范曄的《後漢書》就是一部東漢知識分子的道德抗爭史。
中國歷史以漢唐為榮耀，但是唐實不如漢，因為唐繼隋而精化科舉，知識分子的生產基本流水線化，其道德擔當大大減低。所以，有近代史學家如夏曾佑稱科舉開啟之後，中國知識分子進入了“無恥時代”。即便是兩漢之間，東漢亦勝於西漢。比較王莽與曹操兩個篡權者的操作方式便可明瞭：西漢末王莽之篡，有四十多萬知識分子為其歌功頌德，稱為文人之恥；東漢末，曹操雖極力拉攏士人，稱為唯才是舉，但如司馬光之論，“猶畏名義”。
作為知識分子道德品質的黃金時代，彰顯其品質的是道德敗壞集團的無恥行徑。東漢繼西漢有外戚之弊，而無以革除，知識分子們就以捍衛皇權即傳統為己任，與外戚集團進行不懈的鬥爭。這一斗爭以丁鴻與袁安對東漢最盛外戚竇氏家族及其政治小集團（稱為“竇黨”或“竇家黨”）的反擊為始，直到梁冀集團的覆亡。
宦官作為一個特別針對外戚集團的特定階層，他們在以“身份關係”分享皇權之時，一直是外戚的競爭對手。因此，在除掉竇家黨方面起主要作用即實際發動政變的則是宦官集團。宦官把持朝政，根本不可能注重政治道德的重建與維護，相反，他們皆以敗壞吏治、毒化社會風尚為能事，所以文人集團要把原來反對外戚的力量，投放到反對宦官集團上面來。桓靈二帝時代，著名的黨錮之禍，就是知識分子與宦官集團鬥爭失敗的結果。
同時呢，在針對宦官的鬥爭中，知識分子集團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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