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半葉西南聯大的故事:大師·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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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請假的辦法來應付。有的一人擔任幾個學校系主任，請假缺課是常事。

二是重點建設和充實理學院。蔣夢麟認為“20世紀為科學的時代”，所以“20世紀的教育就是科學的教育”。他曾指出北大教育最大的弱點在理學院（當時許多人對此執不同看法），並預言中國10年或15年後，必有一場科學大運動發生，將來必有科學大興的一日。因此，執掌北大之後，他就對理科的教師隊伍進行了比較徹底的整頓，重新聘請全部教授。一批學有專長的學者來到北大任教，如劉樹杞（皮革專家）、李四光（地質力學專家）、饒毓泰（光學專家）、張景鉞（植物學專家）、孫雲鑄（古生物學專家）、曾昭掄（有機化學專家）、江澤涵（拓樸學專家）等，他們都堪稱當時國內第一流的科學家。接著他又想方設法擴充儀器裝置。他透過多方活動，爭得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合作，1931年至1935年之間，該會每年向北大提供20萬元法幣基金，加上本校每年自籌20萬元，都用來添置儀器裝置。經過幾年努力，地質系、物理系、化學系、生物系、心理系都建成了和一所現代化大學相匹配的實驗室和儀器裝置。

北大地質系一向人才濟濟，蔣夢麟時代的實驗裝置更是全國一流，設定了礦物學實驗室、古生物學實驗室、礦物岩石光學實驗室、岩石分析室、選礦實習室等，並修建了地質學館，開闢了地質陳列室和研究室。

物理系原來僅有一間實驗室兼儀器室，裝置差，精確實驗無法進行，資料只得抄書本。經過幾年努力，北大物理系成為國內同類專業中裝置較齊全的一個系，有普通和專門物理實驗室5所，光學實驗室3所，電振動、應用電學和放射物X光線實驗室各一所，以及研究室、機器房和物理特備教室等。生物系的動植物標本室亦是國內一流的。

三是完善教學科研製度。1932年12月，北大公佈《國立大學學則》，規定本科各系修業年限為4年，每學年至少上課28星期以上，取消1919年以來實行的課程單位制，實行學分制，每個學生至少要修滿132學分方可畢業。各系的必修和選修課都有一定比例，所有一年級新生入學後必先修共同科目，同時選修將要轉入系科的有關課程，經一年學習，然後才正式成為有關學系的學生。學校還提出本校學生必須人人掌握一種外國文字，能看、能寫、能說，凡入國文系者必須外文成績好。入外國文學系者，必須國文有根底。學則還規定了學生成績計算辦法，學生缺課、補考、留級、退學的管理辦法。

1932年研究院正式成立，蔣夢麟兼院長，分三部，原研究所國學門改為文史部，增設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部。10月，研究院第一次錄取新生25名（文史12名、自然科學3名、社會科學10名）。1934年6月，北大修改研究院規程，將三部又改為文科、理科、法科三個研究所。這時研究院開始走上正規化，有入學考試、論文答辨、學位授予等。

總之，在蔣夢麟掌校時期，北大從軍閥蹂躪的混亂中恢復過來，教學和科研都走上了正常軌道，並在許多方面比20年代有所發展。正如胡適所說：他（指蔣夢麟）是一個理想的校長，有魄力，有擔當……這個時期，北大的學風和精神繼續得到積澱和發揚，沙灘、馬神廟、北河沿一帶，仍然是全國學子心中嚮往的地方。

2。校長冏事：跑大街，討經費

歷史的車輪轟轟隆隆地碾進20世紀二三十年代，正如魯迅詩中所言，那是一段“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歲月。有槍便是草頭王，軍閥割據，戰亂頻仍。社會動盪不安，人民流離失所，到處只聞啼飢號寒，觸目可見餓殍遍野。政權走馬燈似地更迭，人們的基本生活尚且得不到保障，更遑論拿鉅額經費去辦教育！剛剛從初生的陣疼中成長起來還顯得有些孱弱的北京大學又幾度面臨解體停辦之虞。但畢竟經歷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戰鬥洗禮，北大已經有了一定的免疫力，生命力也更加頑強。再加上有蔣夢麟這樣一個掌舵人，它不但在痛苦的掙扎中挺了過來，而且還更進一步發展壯大。

蔣夢麟無論是在20世紀20年代代理北大校長，當北大總務長，還是30年代正式就任北大校長，其實都沒有過上幾天安穩日子。20年代北大在北洋政府腐敗的政治漩渦中掙扎，學潮、欠薪、政府對教育的干涉等，都要北大校長出頭去應對協調，多數情況下，矛盾雙方形似冰炭，鬥爭尖銳激烈，不可調和，真搞得人唇枯舌焦、頭禿額爛。30年代初期的北大，更是經過張作霖奉系軍閥和初期南京政府反覆折騰過的爛攤子，蔣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