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半葉西南聯大的故事:大師·大學

第4部分 (第3/4頁)

多來報名的，聞今年秋季招生起實行兼收女生雲。”

之後，援例請求放學旁聽的“日必數起”，到3月北大先後招了9名女生：王蘭、鄧春蘭、韓恂華、趙懋芸、趙懋華、楊壽壁入哲學系一年級旁聽；程勤若入國文系一年級旁聽；奚湞、查曉園入英文系一年級旁聽，成為我國國立大學最早一批實現男女同校的女大學生，其中年齡最小的19歲，最大的28歲。1920年秋季起，北大正式招收女生，錄取39名本科生。

北大作為國立大學最早實現男女同校，是我國大學教育史上的創舉。在北大影響下，全國各公立、私立學校紛紛效仿，形成潮流。男女同校在當時雖為潮流，但實行起來阻礙仍是很大的，有人統計，到1923年，北大學生總數已達2246人，而其中女生僅11人。全國這一年有女生的專科學校也僅佔全國專科學校總數的三分之一。愈是如此，愈可看出蔡元培在北大首倡男女同校的意義重大。日本高等教育比中國發達，但此時仍沒有實行男女同校，後來有人向一位日本女教育家介紹蔡元培首倡男女同校之事時，這位女教育家感動地流著眼淚說：“日本沒有賢明的人作同樣的提倡，使我傷心。”

8。人人可以自由聽講（1）

蔡元培不僅主張女子入學，而且主張“無人不當學，而亦無時不當學”，把北大向平民開放。他反對像魏晉時代一樣把人分為三六九等，以至於“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主張人人都可以進大學。為此，他對北大舊的招生制度進行了改革，不看出身、不看資格，而是以考生的學業成績優劣作為是否錄取的標準，使那些家庭貧寒而學業優秀的青年也有機會進入北大學習，改變了舊北大學生多紈絝子弟、習氣不正的局面。後來成為北大名教授的楊晦對此深有感觸。他說：“如果不是蔡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改革了招生制度，我是不可能進入北大的。”由於蔡先生堅持平民教育、擇優錄取的原則，才使許多有志青年考取了北京大學。

為使更多人能接受教育，他還主張學校的學術活動和課堂的教學活動都可以向社會公開，除招收正式學生外，還可以招取一定數量的旁聽生、選科生。旁聽生、選科生中優秀者還可轉為正式生，一樣發給畢業文憑。那時曾把這種做法稱為“人人可以自由聽講”。這樣就吸引了京津以至遠近其他各省的許多有志青年輻輳雲集北大。他們環繞在漢花園、北河沿一帶居住，利用北大的課堂、圖書館進行學習並且參加學校的社團活動。除了正式辦了手續的旁聽生外，還有大量的沒有辦手續“溜”進來聽講的。他們當中有中小學教師、政府公務員、報社編輯和失業青年。他們或是慕名而來專聽某教授的課，或長期和本科生一起聽講。這些溜進來的旁聽生一樣不被歧視，一樣可以昂首闊步走進校園，一樣可以堂堂正正地坐在講堂上。教室裡位置坐滿了，他們就站在窗下或教室門口，照樣饒有興趣地聽講。那時許多課沒有教科書，只印講義，這些講義或放在圖書館，或放在教室門口，他們同樣可以自由取用。旁聽生中後來出了不少的革命家和著名學者，如柔石、胡也頻、李偉森以及曹靖華等都曾是北大的旁聽生。曹靖華後來回憶說：“（蔡先生）在北大辦學民主，首倡學校為社會開門，教授為社會服務的作風，是最值得紀念的。他執掌北大時，社會上的各行各業人士都可以進入沙灘紅樓聽課。那些求知慾望甚為強烈，但由於貧困而上不了學的青年，諸如商店的營業員、工廠的學徒等，都可以隨意進入北大講堂聽課，學習文化知識。這在中國教育史上是空前絕後的。”當時任哲學系講師的梁漱溟後來也清楚記得哲學系當時自由聽課的情景：“特別是自由聽講的人極多，除了照章註冊選修這一哲學課程者外，其他科系的學生、其他學校的學生（例如琉璃廠高師的學生、太僕寺街法專的學生等），乃至有些並非在校學生，而是社會好學人士，亦來入座聽講。”註冊部給安排的教室，常常臨時不合用，因為實際聽講的人往往比註冊人數多出一倍。1923年前後，梁漱溟講儒家思想一課，正式註冊的僅90多人，平時聽講的多在200餘人。胡適講課，自由聽講的人更多，就不必說了。

蔡先生提倡平民教育，並且不論年齡大小，不分青年老年。很多中壯年人士常去北大聽課，也是北大一奇。據梁漱溟回憶，他就知道廣東伍庸伯（觀淇）、蘇北江問漁（恆源）兩位當時皆年近四十而天天在北大聽課的。伍先生聽課達一年之久。江恆源當時還是農商部主事，一面任職，一面聽課，最後還拿到了正式畢業的資格。更甚者湖北老革命家張難先先生年近五十，當時也去北大聽過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