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半葉西南聯大的故事:大師·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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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刊每天出版外，還有宿舍的影壁上、牆上隨時出現的海報、佈告等。有人發出什麼號召，就有人響應；說開會，就有人去。開會的地點，大些的會，在飯廳開的時候多，要說話的，站在板凳上就說起來，甚至在廁所裡開闢‘廁刊’，互相辯難。北大當時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有什麼活動或有什麼社團組織，一般都是放一個簽名簿在號房，誰願意參加就可以自由簽名。學術思想鬥爭跟社會活動同時在北大活躍。”這麼多的社團和活動，在中國是獨一無二的，許多社團及其刊物對當時社會發生過重大影響。

7。從旁聽開始的開放女禁

蔡元培提倡大學應研究高深學術，但他並沒有想把北大變成“陽春白雪”或“高處不勝寒”的地方，恰恰相反，在他掌校期間，北大的校門不僅沒有向知識相對低陋淺薄的社會關閉，反而敞開大門，讓北大的知識新風吹向社會。

首先是開放女禁。1920年春，蔡元培在北大開始招收女生入學，開了我國高等教育中男女同校的先河。蔡元培畢生提倡男女平等，主張教育普及與男女平等聯絡，強調“女子不學，則無以自立”。所以民國初年他任教育總長時，開始在全國推行小學男女同校，1917年創辦北京孔德學校時也是男女兼收。但在當時全國來說，封建禮教在教育界影響還很深，高小以上學校男女分校，全國為女子開辦的高等學校極少，只有教會辦的北京協和女子大學、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和揚州華南女子大學。第一所國立的北京女子高等學校直到1919年4月才正式成立。當時男校女校之間門禁森嚴，男女正常交往極其困難。據許德珩回憶當時的情況說：“五四前夕，為了串連女同學一起參加五四運動，我和另外幾個男同學去女子高等師範，在一間很大的屋子裡，兩個女同學代表接待我們，還有一個女學監。我們坐在這一頭，女同學坐在那一頭，中間坐著女學監。房間大，距離遠，說話聲音小聽不清，大了又不禮貌，好多話還要請中間的女學監傳達才行。”

1919年初，蔡元培在多次講演中批評了當時高等教育的弊端，呼籲破除教育中的男女界限，給女子受教育的平等權利。蔡元培的講演，得到許多青年的擁護。1919年5月19日，甘肅一女學生鄧春蘭寫信給蔡元培，要求允許進北大讀書。她在信中說：“閱貴校日刊，知先生在貧兒院演說（即3月15日在北京青年會作的《貧民院與貧兒教育的關係》演說），仍主張男女平等。然我輩欲要求於國立大學生女席，不於此時，更待何時？”她表示如果蔡元培允許，她願負笈入京，“為全國女子開一先例。”但由於蔡元培這時正因五四運動出京，因而沒有看到此信。同年6月，鄧春蘭又在京滬各報撰文並登出給蔡元培此信，徵求同志，呼籲大學開放女禁。五四運動後，女子解放的問題突出起來，《少年中國》在1919年8月婦女問題專號轉載了鄧春蘭的信，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教育界也有強烈反響。但各大學都不敢率先向教育部提議開放女禁的事，因為這一提議必通不過。社會和輿論都在期盼著老大哥北京大學如何表態。

1920年1月1日上海《中華新報》新年號上登出了蔡元培與該報記者就開放大學女禁問題的談話，公開表示了北大和蔡元培的立場。他說：“大學之開女禁問題，則予以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規程，對於大學學生，本無限於男生之規定，如選舉法中之選舉權者，且稽諸歐美各國，無不男女並收，故予以為無開女禁與否之問題。即如北京大學明年招生時，倘有程度相合之女生，儘可招考，如程度及格，亦可錄取也。”蔡元培明白表示了北大可以招收女生，實行男女同校。他利用教育部學制並沒有專收男生這一條，巧妙地繞過了向教育部提議必遭拒絕的障礙，造成既成事實，迫使頑固當局不得不承認男女同校的革新事實。1920年2月，北大學生王崑崙向蔡元培要求允許她的姐姐、北京女子師範江蘇籍學生王蘭入北大讀書。據王崑崙回憶：“那時，姐姐正因病失學在家，她很想進北大求學。我就去問蔡校長。蔡校長問我：‘她敢來嗎？’我說：‘她敢。’蔡校長說：‘可以讓她來試試。’”蔡元培欣然應允她入北大旁聽。兩天後，王蘭便到校聽講，成為北大第一個女學生。隨後又有奚湞、查曉園報名入校旁聽。1920年2月27日出版的《北京大學學生週刊》（第9號）以“女子就學的先聲”為題，報道了招收女生的訊息，“男女共學已為國內學者多數的主張，本校即先行開放，以為各校倡。但因未得教育部許可，暫不招正科生，只設女生旁聽席，即有王蘭、奚湞、查曉園三位女士入本校旁聽。現在還有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