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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加索不願回電紐約現代美術館支援“藝術自由”，將電報扔進廢紙簍。事在1946年。但他與吉洛關於這件事的談話還沒完。以下摘自《和畢加索在一起的日子》第213頁—214頁：
我提醒他，馬萊伯曾指出，對國家來說，一個詩人的作用還抵不上一個成天玩九拄戲的人。“沒錯，”巴布羅說，“柏拉圖為什麼說詩人應該被驅逐出共和國？就因為任何一個詩人，任何一個藝術家，都是反社會的，並非詩人和藝術家要這樣，實在是他們只能如此，國家從國家角度出發，當然得把他們驅趕出去；而他若是個真正的藝術家，那麼，他不會想要被人認可，這正是藝術家的天性。
“藝術家一旦被認可了，就意味著他所做的一切是可以理解，可以透過的，因而只是一頂破帽子，根本不值一錢。一切新事物，一切值得一做的事，都沒法得到承認。人們就是看不到那麼深，那麼遠。說什麼要捍衛文化，要給文化以自由，純屬荒唐。人們只能在一個廣泛的意義上捍衛文化，譬如指繼承文化遺產；而自由表現的權利是要藝術家自己去奪取，而不是由人賜予。它不像某個原則能夠加以確定，而一旦確定後就得存在下去。假如有什麼原則的話，那只有一條，即此原則之所以存在乃是為了反對現存秩序。
“俄國人才那麼天真，以為藝術家會適應社會，他們不懂什麼是藝術家。國家對真正的藝術家，對那些真知灼見者能怎樣呢？不能想象俄國會出個蘭波（法國前衛詩人）。連馬雅可夫斯基也自殺了。
“有創見的人與國家是完全對立的。對國家來說只有一個辦法——扼殺那些具有真知灼見的人，如果社會這一觀念是為了支配一個人的思想的話，那麼這個人就必定要毀滅。反之，要是沒有扼殺個人的國家，也就不會有具真知灼見的人：只有在這麼一種時刻，在這麼一種壓力下，才會有具真知灼見的人。
“人只有在越過無數障礙之後，才能稱得上是藝術家，因而對藝術非但不該加以鼓勵，相反應當壓抑藝術。”
1999年3月28日
5。 藝術與自由
摘自《和畢加索在一起的日子》，弗朗索瓦茲·吉洛、卡爾頓·萊克著，周仲安、吳憲、姚燕瑾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211頁：
米羅走後不久的一個上午，我們收到卡恩韋勒寄自巴黎的快信，信中還夾著一份紐約來的電報。
此前，我們已聽說不少美國國會議員譴責現代藝術將導致政治顛覆的怪論，這些論調類似三十年代希特勒的煽動性演講，也是目前俄國人津津樂道的。唯一的區別僅在於美國國會議員把現代藝術視力共產主義陰謀的一部分，而俄國人則將現代藝術稱之為“資本主義的腐敗”。持有這種論調的人都是美國亞文化陣線中的極端分子，而紐約現代美術館顯然是抵制這類人的一箇中心，這份電報便是這一抵制中心所急切發出的“心靈的呼聲”。簽名的有畫家斯圖爾特·戴維斯、雕塑家利普切茲，以及當時該館繪畫與雕塑部門主任詹姆斯·約翰遜·斯威尼，電報是經由卡恩韋勒的美術館發給畢加索的，全文如下：
美國新聞界和美術館反對繪畫與雕刻自由表現的聲浪日見高漲。支援平庸之輩和功利主義者的巨大壓力重新興起。藝術家和作家們為了重申他們的權力，將於5月5日在現代美術館召開會議。您的支援對會議的成功意義重大。請來電宣告您強調藝術創新有必要予以寬容。電報請發百老匯大道1775威斯尼。
電報裡附有回電費用業已預付的收據。我把電報給巴布羅（即畢加索）譯了出來，又給他念了卡恩韋勒的信。卡恩韋勒已讀過電報，他的評語是“胡說八道”。對於日益高漲的反對藝術自由的聲浪，卡恩韋勒反問：有誰在乎？對於那幫人誰也不必擔心。他又說，或許他錯了，畢加索也許會覺得有必要強調對藝術創新應有寬容之心。
巴布羅搖搖頭，說：“卡恩韋勒是對的。藝術是起破壞作用的東西，的確不該獲得自由。藝術和自由，恰似普羅米修斯的火，只能被偷來，用來反對現存秩序。一旦藝術成為官方性質，並向所有人開放，它就成了新的學院派，”他將電報往桌上一扔，“我怎能支援這種觀點？要是有朝一日允許藝術暢行無阻，那是因為藝術已經被淡化，顯得軟弱無力，不值得為之奮鬥了。
“眼下的問題是，根本就沒有強有力的學院派藝術可以是值得與之抗爭的，也許可以說，學院藝術已經奄奄一息，而這對現代藝術是很不利的。原則即便糟糕之至，也該制定原則，藝術有沒有力量的佐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