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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彎下身照料腳邊的幾隻塑膠袋。
1。 藝術教育（2）
她不像是做過母親或妻子的婦女。這在紐約並不稀奇。顯然她也不是這兒的學生，咖啡座侍者說，上幾代的僱員和學生就看見她天天出現。不消說，她是瘋子。此地的人從不打攪瘋子，學校也任由她進出流連。可紐約有得是乞丐或半瘋的人——學校對過就有一位既瘋且醉的壯漢，每天高聲歌唱普契尼詠歎調，手裡舉著討錢幣的鐵罐——這位老太太何以偏要到“藝術學生聯盟”來？
但願後來我聽到的故事是真的：終於有人告訴我，馬蒂斯50年代造訪紐約（這事是真的），據傳曾選中這位女士當模特兒，也就是說，大師本人畫過她。
難怪她驕傲。難怪她喜歡紫色和生蔥般的綠色。在畢加索第五位未婚情人吉洛的書中，我才知道（而不是從畫中注意到）馬蒂斯最鍾情的組合就是這兩種顏色。原來她是忠貞不渝的藝術烈女，這位紫綠色的繆斯！
常在美術館遇到各色膚髮的兒童，席地坐開，好像一群攔路小狗，你得繞開。老師正在講解。美國兒童喜歡爭先恐後舉手發言：“彼得、安琪拉、羅森奎爾！”所有孩子對老師直呼其名。
母親推著童車逛美術館。如果是雙胞胎，就有雙座童車，並排坐好，一人含著一個塑膠奶嘴。有部好萊塢片子給香港翻譯成《窈窕奶爸》，真的，我好幾次看到青年男子袋鼠似的當胸用布袋兜著個熟睡的小毛頭，面對名畫，做沉思狀。
“藝術胎教”？暗幽幽的美術館於是好像巨大的子宮。
紐約有兩所藝術高中。一所是“拉瓜第亞藝術高中”，設表演、美術、音樂、工藝各專業，地點在上西城林肯表演藝術中心左側。一進大門，前廳半壁好萊塢明星照片。湊近細看，原來註明是該校歷屆畢業生。僅舉一例：艾爾·帕契諾，電影《教父》中飾演老三，在上集片尾當上教父的那位相貌冷酷、目光如炬的大演員。帕契諾如今五十多歲了，不知在這裡念高中時，臉上是不是那股狠勁兒。
另一所是“藝術與設計高中”，在上東城二大道。我的女兒就讀這所高中，入學第二年就開電影課。她回家問：“看過俄國片《戰艦波將金號》嗎？那是蒙太奇的經典。”我說：“沒有，不過你可看過蘇聯電影《列寧在十月》？”她說，沒有。
昨天她在飯桌上宣佈：老師告訴他們，薩爾瓦多·達利，70年代曾到這所高中講演，地點就在上個禮拜我去看孩子97年度時裝表演的大禮堂。
一所高中能請到達利。達利也願意去一所高中。那時老先生快八十歲了吧，老師說，達利走進禮堂時，手裡牽著一頭活的金錢豹。
1997年6月
2。 繪畫的觀眾（1）
1996年5月，塞尚大展在費城美術館開幕。
去費城方便，訂票麻煩。除了預訂日期，還得聽從館方安排進場鐘點，觀眾不能太擠，而外地的觀眾則要算計來回時間。
佔線。老是佔線。費城美術館這樣的大戶，居然只有一條訂票專線。紐約的大館每有專展，至少兩條以上，僱員也多。都是經費問題。難怪美國人說費城沒落了。可是要看塞尚精品，全美就數費城最集中，尤其是城郊的邦尼收藏館，連歐洲人也得專程來拜，譬如這回大展，年初在巴黎開辦後，徑來費城，倒好像費城是塞尚的孃家。
6月底，還是佔線。7月初全家回中國，機票早訂妥的。在紐約，光是華人經營的旅行社就有上百家——旅遊生意到底比文化生意做得好，也好做呀。
回到中國，我就忘了塞尚，忘了美國。曬在京滬塵土飛揚的馬路上，感覺是根本沒有離開過。
8月下旬。回紐約翌日，劉索拉來電話。他們夫婦倆隔天要去費城看塞尚展，邀我同行，行程安排是下午先往普林斯頓大學斯丹利先生家做客（票就是他弄的），傍晚同車去費城——票子規定六點進場。
得來全不費工夫。第二天我們上了去普林斯頓的火車。
索拉的丈夫阿巴斯任教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常來紐約，同研究卡夫卡的斯丹利是老朋友。一小時車程，我們小半在談這位教授的婚姻。下午將見到的第五位太太是德國人，據說斯丹利相中她是為一房19世紀古董傢俱的陪嫁，她呢，大概就為夫家的這份教職吧。事成，斯丹利給阿巴斯去電話：“傢俱快運到啦，可是老天，人也一起跟來！”
兩點。斯丹利到站迎接。他五十開外，長得活像指揮家伯恩斯坦。他開口就是笑話和雙關語，善戲謔的中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