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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代經歷的經濟低迷印證了一點，如果私人部門開始去槓桿化，也就是減少赤字，它將加劇而不是減輕經濟危機。這就是凱恩斯所稱的“節儉的悖論”。為了走出經濟衰退，貨幣的數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消費，凱恩斯在1936年時寫道：“杯到嘴邊還會失手，世事難料。”
結論
對凱恩斯而言，這很簡單。他也許並不一定能預測金融危機的爆發，事實上他不認同經濟生活是由可預測的事件構成的，但他一定會料到經濟危機是會發生的，特別是當政府在危機醞釀時沒有竭其所能去避免它，而是任由其自然發展，危機很可能就真的出現了。一個有靈性的經濟應該建立起一套預警機制，以防金融風暴的襲擊。過去30年主流經濟學所推崇和促進的一套體制，使類似的金融風暴很容易發生，而且一個世紀中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這是因為我們存在著認識誤區，我們相信，所有的風險都可以被準確地估價，所以金融市場會自我調節到最優狀態。那些挑戰自由市場論政策的新凱恩斯主義者無法在兩派辯論中勝出，因為他們接受自由市場論者的基本前提：在經濟學中，邏輯為綱。但應該是什麼樣的邏輯呢？現在該是大師登場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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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學的天才（1）
1883年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出生在劍橋的一個書香世家，正值這座學府處在文明的鼎盛時期，他的圈中好友包括摩爾、伯特蘭·羅素和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等當今最著名的哲學家，凱恩斯還和劍橋的一個另類文化圈“布魯姆斯伯裡團體”結緣，布魯姆斯伯裡團體中有很多作家和畫家，凱恩斯和他們建立了親密的友誼。當時的英國社會正從維多利亞時代向愛德華時代過渡，凱恩斯趕上了學術思潮湧動、性意識覺醒的時期，同時他還心懷極其務實的志趣。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凱恩斯開始積極拯救他並不特別推崇的資本主義制度，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凱恩斯認為這一制度是可以使社會文明得以延續。他總是清醒地意識到，追求財富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人類的目的是“明智、愉悅和幸福地”生活。他對經濟學也並不熱衷，希望有一天經濟學家能像牙醫一樣有用。1在他的芭蕾舞演員妻子莉迪亞·羅珀科娃眼中，凱恩斯“不只是一個經濟學家”，以上這些可以證明這一點。凱恩斯自己也覺得“他的世界觀”滋養了他的經濟學，使他對人類本性的理解遠比經濟學家研究的“經濟人”更為豐富、更為深刻。事實上，憑藉著他廣泛的興趣和豐厚的學養，他是投身於經濟學研究中最為優秀的非經濟學家，正因為此，他是偉大和脆弱的結合體，他把對當時社會動盪時期人類行為的一系列深刻的洞見付諸於他的經濟學研究，但是這些見解從來沒有也永遠不會被納入這個學科的核心，所以他的思想很快就被逐出這個學科的領域。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的思想越來越具有創造性，他的生活方式更接近社會習俗。1946年他因心臟病辭世，為他的國家貢獻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他對市場執行的理解反映了他個人作為投機者和投資者的經歷：在這方面，他很像喬治·索羅斯和沃倫·巴菲特，當然，對市場的理解並不是建立在直接的經歷之上的，凱恩斯非常擅長藉助自己和他人的“經驗資料”，建立市場體系實際執行的理論框架。和純理論家截然不同，純理論經濟學家對混亂的現實視而不見，而是將沉思的目光聚集在他漂亮的模型上。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凱恩斯堅持認為他的假設應該越接近現實越好，而在其他一些經濟學理論的研究中，模型的優點在於他們假設的非現實性。凱恩斯是一個非常腳踏實地的人，他天生就有一個公務員所具有的必備素質，他曾在印度事務部和國家財政部工作過好幾年。他在政府部門的表現最主要的特點是他有能力將理論運用到實踐中。很多理論是為了解決當務之急而臨時湊合的，凱恩斯的理論思考總是可以被納入緊湊的行動計劃中，穿插在現有的政府制度中，所以不必在對既定的實踐或者更不如說既定的社會秩序——造成劇烈衝擊的情況下就得以實施並且奏效。很少有人注意到凱恩斯是一個哲學家，他的經濟學著作充滿著哲學智慧的光芒，他所思考的經濟生活，其目的和意義都是圍繞著倫理。和其他經濟學家一樣，他具有科學家和佈道者的雙重人格。所以，凱恩斯在為當代經濟問題把脈、診斷和開具藥方時，充分結合了他的各種非凡天賦。
他是一個怎樣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在為他的導師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寫悼詞時曾有這樣一段文字：
博學的天才（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