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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對她的經濟狀況與作品出版具有直接改善之功的，是臺灣“皇冠”出版社老闆平鑫濤。
平鑫濤的名字，對於大陸讀者並不陌生，不僅因為他是《皇冠》雜誌的負責人，還因為他是“愛情教母”瓊瑤的丈夫；而對於本書來說，他的另一重身份更值得玩味——他同時還是當年中央書局老闆平襟亞的侄子。
20年前在上海，張愛玲的第一本書《傳奇》沒有交給中央書局出版，從此與平襟亞結了樑子，還惹下了“一千元灰鈿”的官司；20年後，她終於還是把出版權交給平家人了，而且，這一合作便是30年，直至死後。
平鑫濤回憶：“1965年在香港，我遇到了宋淇先生，他是一位溫文爾雅的讀書人，我們一見如故，他很熱心地推薦了好幾位香港的作家給我，尤其是張愛玲。那時，張愛玲已旅居美國。聽到張愛玲的名字，我覺得又親切又高興，出版她的作品，絕對是一個很大的榮幸。《怨女》在1966年4月出版，彼此合作愉快，從此張愛玲的全部作品，都由‘皇冠’獨家出版。年輕時期的張愛玲和平襟亞先生的《永珍》雜誌結下深厚的文學之緣，而後又和‘皇冠’愉快地長期合作，前後五十年，與兩個平氏家族的出版事業緊密攜手，這樣橫跨兩代的淵源，也許正如她第一本書的書名一樣，可說是另一則‘傳奇’吧。”
1966年4月，《怨女》由臺灣皇冠出版社出版，不久又接連出版《秧歌》、《流言》、《張愛玲小說集》以及《半生緣》等，遂掀起臺灣的“張愛玲熱”。而“皇冠”的版稅亦成了張愛玲此後最主要的經濟來源，在1983年12月22日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中曾明確提到：“我一向對出版人惟一的要求是商業道德，這些年來皇冠每半年版稅雖有二千美元，有時候加倍，是我惟一的固定收入……”肯定之情，溢於紙上。
1984年1月，她又在《皇冠》創刊三十週年紀念專號上公開發表隨筆散文《信》，聲稱：“《皇冠》我每一期從頭看到尾，覺得中國實在需要這樣一個平易近人而又製作謹嚴的雜誌。”“《皇冠叢書》近年來大量譯暢銷書，我一直私底下在信上對朋友說這條路走得對，推遠了廣大讀者群的地平線。”
第十七章 臺港行（12）
平鑫濤回憶：“張愛玲的生活簡樸，寫來的信也是簡單之至，為了不增加她的困擾，我寫過去的信也都三言兩語，電報一般，連客套的問候都沒有，真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為了‘快一點聯絡上她’，平日去信都是透過她住所附近一家雜貨店的傳真機轉達，但每次都是她去店裡購物時才能收到傳真，即使收到了傳真，她也不見得立刻回信，中間可能相隔二三十天。我想她一定很習慣這種平淡卻直接的交往方式，所以彼此才能維持三十年的友誼而不變。”
可見她們的友情不僅出於出版商與寫作人的合作，更是建立在彼此的尊重與體恤上。
張愛玲顯然也是這樣想。她一直在為自己的“版權”爭取，卻並不對自己的“版稅”計較。大陸有人蒐集了她的舊作擅自出版，她因此十分不悅，一度想訴諸法律，直到那家出版社願意回收那兩本書才作罷；然而後來當真授權大陸某出版社出版文集，稿酬只是菲薄的千字二十五元而已，她卻也欣然接受。只是因為那兩本書的印刷實在粗糙，才又不得不收回版權。
相比之下，平鑫濤與《皇冠》出版社的“商業道德”可謂高尚，而合作方式又如此“安靜”，自是深得張愛玲之心。她後半生最重要的兩部作品《海上花列傳》白話本與《紅樓夢魘》也都由皇冠出版，此外尚有《惘然記》、《餘韻》、《續集》、《愛默生選集》以及帶有自傳性質的散文集《對照記》等，共計16部之多。
夏志清曾在《超人才華，絕世淒涼——悼張愛玲》裡寫道：“張愛玲這幾年來校閱了皇冠叢書為她出版的‘全集’，並新添了一本《對照記》，把所有要留傳後世的自藏照片，一一加以說明，等於寫了一部簡明的家史。去年底她更獲得了《中國時報》頒給的文學‘特別成就獎’。張愛玲雖然體弱不便親自返國領獎，與多少敬愛她的作家、讀者見面，但她已為他們和世界各地的中國文學讀者留下一套校對精確的‘全集’，可謂死無遺憾了。”
——她的第一本書《傳奇》沒有交給平襟亞，然而她的最後一本書《對照記》與生平作品“全集”卻交給了平鑫濤，這已經不僅是“傳奇”，簡直是“拍案驚奇”。
更讓人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