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製藥業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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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30％來自國外的學術機構。

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7年的一份報告指出，1965年至1992年間最有效的21種藥物中的14種是公共研究發現的。《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的一項調查表明，1992年到1997年間最暢銷的50種藥物中的45種獲得過政府資助。這樣的例子不勝列舉。毫無疑問，財政資助的醫藥研究——而不是製藥公司進行的研究——是創新藥物的最主要來源。對於治療艾滋病和癌症的藥物來說，尤其是這樣。梅里爾·古茲內爾（Merrill　Goozner）在他的著作《8億美元的藥丸》（The 800　Million　Pill）中詳細介紹了這些藥物的發現和研究過程，並且清晰地展示出財政資金資助的研究的重要作用。

兩次付費

想到納稅人對大型製藥公司做出的巨大貢獻，你可能會認為製藥公司在藥品價格上會有很大的優惠。如果這樣想，你就錯了。讓我們來看看紫杉醇（Taxol）和Gleevec的定價。

紫杉醇（Taxol）上市的時候，治療一年需要花費1萬到2萬美元——這是其生產成本的20倍。你一定還記得百時美施貴寶公司在最初的研發過程中一分錢也沒有花，只不過在後來為了擴大該藥的使用範圍而資助了臨床實驗的開發。目中無人的百時美施貴寶公司在紫杉醇（Taxol）五年的市場壟斷權到期之後，透過與準備進入這個市場的通用名藥製造商打官司，終於又贏得了三年的時間。拿2003年來說，該公司向國家衛生研究所交納了3千5百萬美元的專利權使用費，而它在這種藥品上賺得的收入是90億美元（專利權使用費協議規定的是收入的0�5％）。而同時，政府又透過醫療保險系統返還給百時美施貴寶公司數億美元的資金。

按照諾華公司給Gleevec的定價，治療一年需要花費2萬7千美元。諾華的總裁兼執行長丹尼爾·魏思樂在一本新書中承認，Gleevec獲利豐厚。我認為的確如此，因為它的開發過程進展迅速，同時它還是一種罕見病用藥從而能夠享受稅收優惠。他還承認了Gleevec的定價部分參考了干擾素（Gleevec取代其成為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治療藥物）的價格。也就是說，價格是市場所能夠承受的價格。治療這種致命疾病的藥物價格高得嚇人，諾華公司宣佈對收入有限者給予一定的折扣。但是根據2003年《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這項計劃並沒有很好地實行，特別是在那些貧困國家裡，只有極少數病人能夠免費得到藥物。在我參加的一次會議中，有一個聽眾向魏思樂抱怨說，他的一個朋友身患慢性骨髓性白血病並且有得到優惠的資格，但是卻很難得到優惠。我聽後一點也沒有覺得奇怪。

此類例子中最極端的恐怕是伊米苷酶（Cerezyme），這是由Genzyme公司（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合成的酶。這種藥物被用於治療一種極其罕見的病——高雪氏病（Gaucher’s　Disease），這種病在全世界範圍內只有大約5　000名患病者。研究和早期的開發工作全部由國家衛生研究所的科學家完成，其中有兩名科學家離開了原來的研究所設立了這家公司並繼續他們的研究［早期工作中最主要的貢獻者是羅斯科·布雷迪（Roscoe　Brady），他發現了高雪氏病的成因，但他依然在研究所工作］。患者服用伊米苷酶每年需花費20萬到30萬美元。根據梅里爾·古茲內爾的《8億美元的藥丸》，至少有一位患者對該公司表示了不滿。這位患者的父親說：“這是政府開發的藥物，並不是Genzyme公司的成果。這是國家衛生研究所的功勞。但是政府一旦將這些智力資產轉移給製藥公司，就完全失去了控制藥物價格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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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藥業還有創新的能力嗎？（5）

一個更近的例子是羅氏公司（Roche）治療艾滋病的新藥Fuzeon。該藥2003年獲得FDA的批准，在治療艾滋病上取得突破性成果。根據《華爾街雜誌》記者瓦內薩·弗爾曼斯（Vanessa　Fuhrmans）的詳細報道，Fuzeon是由杜克大學發現、當地的生物科技公司開發的，隨後才被羅氏公司獲得。羅氏公司不僅沒有在早期的研究開發中發揮什麼作用，而且它還要求患者每年為該藥支付2萬美元——是大多數艾滋病藥物價格的三倍。大約五分之一的艾滋病藥物被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