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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藥公司的收入（或者說銷售額）有點與眾不同，至少體現在公司年度報告的摘要中。它通常指的是一個公司的全球銷售額，包括賣給醫療保健機構的銷售額，但是不包括中間人和零售商的收入。
或許關於製藥業引用最多的統計資料是愛美仕市場調研諮詢有限公司（IMS Health）的資料，它估計2002年全球處方藥的銷售額大約是4 000億美元，其中約有一半來自美國。因此，2 000億美元的巨人其實應當是一個4 000億美元的超大巨人，但是本書主要關注製藥公司在美國的經營。
讀者應該能夠理解，大多數的數字要想做到絕對準確幾乎是不可能的。在藥物到達消費者手中以前，已經經過多級銷售渠道，並且支付方式非常複雜，有時還十分隱蔽。如果不知情，那麼比較蘋果和橘子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而在這裡，你需要知道，一個數字是否僅僅包括處方藥，還是也包括了非處方藥以及該製藥公司生產的其他藥物；它是否包括中間人和零售商的收入；它僅僅是指門診病人的消費額，還是也包含醫療保健機構的購買額；以及它是否包括郵購藥品定單。
重現昔日輝煌
1980年，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總統的當選可能是大型製藥公司崛起的一個最根本的原因。里根政府不僅在政府政策上而且在整個社會範圍內大力促進商業發展。隨著這種政策導向，公眾對財富的態度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那之前，人們對鉅額財富的態度還有些不屑。你可以選擇致富，或者選擇做正確的事，但是大多數人認為同時做到這兩點是很難的。這一信念在科學家和其他知識分子當中尤其強烈。他們可以選擇在學術界過一種舒服但是並不奢華的生活，寄希望於能夠進行最尖端的科研，或者他們可以選擇“下海”，做那些不是十分重要但是報酬優厚的工作。從里根時期開始直到20世紀90年代，美國人逐漸改變了論調。有錢開始變得不僅受人尊敬，而且近乎一種美德。商業競爭中有“贏家”也有“輸家”，贏家富有被認為理所當然。二戰以來不斷縮小的貧富差距，突然又開始擴大，到如今差距巨大。
政府的很多促進商業發展的舉措使得製藥業及其執行長們很快就加入到了“贏家”的行列中去。有兩項舉措十分重要。從1980年開始，議會頒佈了一系列法案，以促進財政資金資助的基礎研究更快地轉化為有用的新產品——這一過程有時被稱為“技術轉讓”，目的同樣是為了提高美國的高技術企業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這些法案中最重要的一項是《貝赫—多爾法案》（Bayh…Dole Act），其主要的發起人是參議員伯奇·貝赫［Birch Bayh（D…Ind。）］和羅伯特·多爾［Robert Dole（R…Kans。）］。《貝赫—多爾法案》規定大學和小公司有權為得到國家衛生研究所（NIH）資助的研究成果申請專利，然後將這些壟斷性專利讓渡給製藥公司。到那時為止，財政資助的研發成果還是不受專利保護的，哪家公司都可以用。但是現在大學——國家衛生研究所資助的絕大多數專案都在此進行——可以為其發現申請專利，並且收取專利權稅。類似的法規還允許國家衛生研究所自己與製藥公司打交道，直接將其發現應用到製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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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億美元的行業（2）
《貝赫—多爾法案》極大地推動了新生的生物科技行業以及大型製藥公司的發展。許多大學的研究人員為了將自己的發現付諸實踐設立了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很快就湧現出了大批這樣的小公司。它們圍繞著主要的學術研究機構，進行早期的藥物開發工作，希望能和大型製藥公司達成有利可圖的交易，將新藥推向市場。通常，學術研究人員及其機構都在其參與的生物科技公司中擁有股份。因此，如果一個大學或者小型生物科技公司擁有的專利最終授權給一家大型製藥公司的話，所有的參與者都在財政資助的研究專案上獲得了好處。
這些法律意味著製藥公司不再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新藥的研發，事實上也很少有公司這樣做。它們在新藥的研發上越來越依賴學術界、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和國家衛生研究所。至少現在大型製藥公司所推銷藥物的三分之一都是大學和小型生物科技公司授權的，並且通常是那些最具創新意義的藥物。對大型製藥公司和生物科技行業來說，《貝赫—多爾法案》顯然是個福音，但它是否給公眾帶來了福利卻是值得商榷的。
里根時期和《貝赫—多爾法案》還改變了醫學院和教學醫院的風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