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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哥爾摩仲裁的範圍。
但如果達能變更仲裁請求，要求在國外進行分家仲裁，程式就又變複雜。首先國際仲裁久拖不決，其次就可能徹底斷了談判解決達娃之爭的路子：達能臨死也要拉個墊背的，選擇以高成本解決糾紛，寧肯自己損失，不讓娃哈哈好過。畢竟人民幣購買力雖然高，對歐元的匯率還是低的多；達能拼著受一些小小損失，卻可以換得宗慶後傷筋動骨。
因此娃哈哈需要在國內搶先訴請解散合資公司，即請求法院強行分拆合資公司，清算資產。這是一記絕殺，如果有一絲一毫可以迴旋的餘地，我們不會這樣選擇。
在協調解決達娃之爭的過程中，我們曾拿出來多個方案：第三方資本介入達娃之爭、合資公司與非合資公司合併上市，以及談判協商達能出售其合資公司股權。共同上市、娃哈哈籌資要約收購達能股份的方案是我最贊成的，原因很簡單：這個方案解決了定價問題，同時也解決了達能仍舊控制同業企業、並且同時參股甚至控股其他同業企業的深層次矛盾。宗慶後認為達能應該交出在娃哈哈的控股地位，這就隨便達能愛在哪兒投資投資、愛在哪兒控股控股，但是不允許達能在控制娃哈哈的同時，參股其他同業企業。宗慶後不想生活在“合作伙伴”的複雜競爭之中。達能也同意讓步到五十對五十，同意交出控股權；不過宗慶後在合資十年來心裡頭一直認為達能佔娃哈哈資產的30％多，認為達能拿走50％還是佔便宜了。其餘兩個方案涉及到股權買賣的問題，而達能開出的價格一如既往的是天價——幾百個億，天價買賣是一個不能接受的條件，談判必然破裂。
“和”需要天時地利人和，但“分”不需要。硬梆梆的法律足以公平公正地把合資公司解散，給雙方一個分拆的價碼。法律分配的是現實的利益，這是對付達能“漫天討價”，宗慶後“就地還錢”的最好的方略。
於是，我與宗慶後探討公司解散清算的問題：這我考慮已久。
顯然，宗慶後早就想過這個問題，他說：“可是——合資合同里約定了仲裁條款，解散也應該在斯德哥爾摩仲裁。”
“由主管機關批准解散就不需要斯德哥爾摩仲裁；而且從法院走司法解散程式，我認為也是說的通的。”我告訴宗慶後，合資公司現在是“董事長期衝突、公司經營嚴重困難”，符合解散公司的條件。
我說話一向有保留，時間長了宗慶後就習慣了，聽我這麼一說，他馬上明白我是深思熟慮以後才跟他提到解散之訴的。於是，宗慶後拿著我們的法律意見去諮詢，不光找律師、找法官，還找浙江省主管部門，相關負責人員聽了，覺得娃哈哈解散公司這個主張真是“十分佔理”。
所以當時深陷“個稅門”的宗慶後心裡其實非常高興，因為“決心”與“希望”同時來到，一方面達能捅破個稅案給了宗慶後徹底分家的決心，一方面我提出的解決方案給了宗慶後強行拆散合資的希望。
宗慶後比較容易激動，他非常高興地表示要抓牢機會，一舉擊破達能，催著我去立案解散合資公司。可沒過十天，又著急地給我打電話，讓我撤訴。為什麼呢？
原來達能也害怕宗慶後走這一著棋，於是就在媒體上炮製了一篇報道，“披露”宗慶後要著手解散公司。其實這是達能在打預防針呢。達能希望穩住宗慶後，等到斯德哥爾摩仲裁。國內的仲裁庭也問宗慶後的律師：“有這麼回事嗎？”律師趕緊辯稱：“沒有！沒有！”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解散之訴奠定分家價款（2）
於是，仲裁庭就對娃哈哈一方說：“希望在仲裁程式進行當中，你們能夠儘量保持現狀，不要擴大事態。”斯德哥爾摩仲裁至少要排期到2009年元月才能開庭，所以仲裁庭要求當事人不要採取新的措施，保持現狀，等待裁決——仲裁庭擔心宗慶後把合資公司弄成一個空殼。
宗慶後也在算賬：如果能在斯德哥爾摩仲裁得勝，就相當於在國際上做了一次免費廣告。他希望獲得這次廣告機會，因而選擇配合仲裁庭。他十萬火急地找到我，說要打勝斯德哥爾摩戰役。他要全世界都知道娃哈哈沒有錯；而且，光有國內的判決還不夠有說服力，他需要斯德哥爾摩的裁決，一解心頭之恨，徹底揚眉吐氣。
對此，我持不同意見，不要跟達能、仲裁庭那麼認真。仲裁庭不是救世主，也不是神仙皇帝。作為事後救濟、第三方救濟，仲裁與訴訟治不得病，也救不得命，只能是打消耗。敗訴的一方要賠錢，勝訴的一方若因為要應付仲裁、訴訟耽誤了經營，也可能得不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