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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計轉移對方的注意力，使其面對陷阱，熟視無睹。很少有人瞭解律師審查合同時的陰暗心理，而這種陰謀家心理，可說是律師的一種“傳統”品質，一項“傳承”的本能。談判與文字往來，是一種純粹的技巧較量，最丟臉的莫過於“失手”，就是發現了自己的錯誤。協議簽訂前，某一律師若要提出改動，對方當然也沒有理由不同意，雖然肚子裡在暗暗譏笑。自己一改，對方馬上稀哩嘩啦地改動了好幾處。文書是一個系統，在一處錯誤的邏輯基礎上，有許多條款都可以容忍；但一旦改正了這個錯誤，相關聯的條文可能就要改動。於是改錯的人恍然大悟，對方一直算計著他呢。
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地雷暫時沒有引爆，但是效果卻在不斷擴大。有經驗的一方往往選擇放任對方的違約行為。這樣，違約一方等於為“守約方”打工；對守約方來講，等魚肥了再殺，是筆很划算的買賣。因為違約行為如果帶來了很大的利益失衡，另一方可以隨時追訴。
訓練有素的律師團隊在檔案裡埋下的“地雷”不知有多少；這種做法是“合格”律師的一項要求。既然是法律戰爭，“民不告，官不究”，地雷“不會自動引爆”，它的觸發完全依賴權利人的請求。
想象一下，權利人捏著引線威脅身陷雷陣的一方當事人的情景？被勒索的一方要麼割地賠款，要麼粉身碎骨。
地雷絕不只在“合同”中出現，它可能大規模地在整個市場上投放，誘惑踩雷。像windows盜版，比爾·蓋茨在考察中國市場上層出不窮的window盜版的時候，他並沒有痛心疾首。因為只要權利在，隨時他都可以拉動引線。等到window統治了PC以後，20世紀末，颳起了智慧財產權潮，顯示出跨國公司強大的力量。當時，在學界，智慧財產權變成了獨立於民事法學的一門學科，跨國公司的服務協議的鉅額報酬帶動了一大批有權有勢的人搞智慧財產權，全中國打假、在專利局註冊，以及透過威嚇的電話、傳真迫使中國企業買正版產品——很多打假人像追債一樣，從電話銷售人員中招募，上崗培訓學習了兩三個法條後，就開始在電話裡偽稱為律師（當然薪水比真正的律師便宜太多了），而考專利代理人也風行一時。
再論戰爭規則的事先約定——是仲裁還是訴訟？在何處仲裁與訴訟？適用哪國的法律？
這一條款按理應該非常重要，並且值得在簽定合同時費些斟酌。遺憾的是，現實並非如此。幾十年來，中國的企業很少認真審查這個條款，幾乎所有的涉外合同都約定了仲裁條款，忠厚一些的外資方約定在貿促會仲裁委員會及各分會解決紛爭，而奸詐一些的外資方全都約定在境外。
大型商業糾紛中的戰爭思維（3）
想象一下在境外仲裁？簽訂了這類明顯“賣國”條款的企業家似乎都很天真，涉世未深，面對海外律師——包括香港律師，滿臉無辜。律師是最會欺負人的一個群體了。使用頻率高的約定管轄地往往是商業非常發達的國家與地區，那裡的律師比放高利貸的還狠，落到他們手裡往往只好認栽。我曾遇到一個香港大律師，他跟他的內地當事人說：“你這個案子中止訴訟一段時間了，我不記得案情了，你來重新說一遍。”當事人夫婦是清華老三屆的畢業生，遵從校訓“厚德載物”，於是重新把案情說了一遍，花了一個小時的工夫，而律師費照收不誤。
在中國，仲裁與訴訟有什麼不同呢？
仲裁沒有監督程式，仲裁非常容易出現違規而無法追究、無法救濟的現象。缺乏監督與制衡力量的仲裁容易偏向一方，偏離公平。但仲裁的好處是相對友好，氣氛很好，對抗性弱，致力於調解糾紛而不是公事公辦。相比而言，上法庭就傷和氣，雙方律師互相攻擊，當事人很難有不著急上火的。而當事人在法院，法道尊嚴，也會牽扯更多的精力和時間。
攻心戰
“攻心”是最重要的戰術思想。攻城為下，攻心為上；而士氣是戰爭力量對比的基本因素。我國對越自衛反擊戰的決心下了以後，國內輿論開始宣傳越南怎麼打我們，打平民，轟房子，其實越南沒有這麼幹；但是年青人的怒火卻被點燃了，對越南辱我家國的仇恨簡直上升到了極點。我在軍隊的時候，一心想為國捐軀，把戰死疆場視為最大的光榮。
所有的戰爭都是這樣開始的，宣戰方總會找一個藉口。在法律較量中，對內的“攻心”一定要做好，要讓自己的律師與法務人員不能“疲”，對於對方的攻心戰術也是很重要的。在法律戰場之外，營造守法的形象，醜化對方形象——是現代輿論戰的目標。實際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