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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籤了字，一切都合法了，我認為我已經避免了風險，沒問題了，所以去年達能拿非合資公司說事，我認為他們太失策了。”
“但是沒想到，合資合同是表面上的東西，圖窮匕現了！達能最後向我揭的底牌是，宗慶後三宗罪！我不老實點，‘法律程式’就把我送大牢。”
“那為什麼現在達能沒有啟動什麼三宗罪法律程式，反而在輿論上造勢？”
“他們早就在到處告黑狀了！只不過都是捕風捉影的事情，不能把我怎麼樣！但是我也得小心，因為只要我被拘十天，娃哈哈就會散了人心，亂了套。”
這次我明白了。
在當時，舉國公眾所知的達娃之爭，是“商標”之爭、是“宗慶後私生子”非合資公司是否合法之爭，是宗慶後在非合資公司兼職是否違約之爭……但是2006年底到2007年春天，達能與宗慶後談判的焦點，並不是“陰陽合同”，也不是“競業禁止”，達能低價強購非合資公司的砝碼，原來並不是合資合同與商標陰陽合同，而是一場“刑事和解”——達能脅迫宗慶後用公司資產換取達能對“三宗罪”的守口如瓶。
這時候我才注意到，我一直當作是達能製造輿論，破壞宗慶後形象的媒體言論背後，竟然含著真正的殺招。對我來說真正的挑戰，不單只是打勝民事官司，更重要的是如何保住宗慶後不受刑事程式的影響。
釜底抽薪：達能揭了宗慶後的老底（2）
宗慶後真的出事了——三億偷稅罪？
我們靜待的真正危機終於到來了。
2008年4月15日，《財經》雜誌趙何娟的署名文章《宗慶後稅案風波》，詳細披露了宗慶後偷稅事件的始末。關注達能糾紛的分析家說：“宗慶後真的出事了。”
《稅案》文中聲稱： 自稱“最廉價的CEO”的宗慶後，曾經透露個人的收入：這包括月工資3000歐元、年度工資補貼約10萬歐元，另有佔合資企業年利潤1％的獎金。但是，這只是他的常規收入，根據合營公司的經營業績，甲方股東（達能方）還要支付與宗先生特別獎勵，此外還有加股權分紅和自股權回購，更大的一部分收入則來自個人持股——從合資企業和非合資企業獲得鉅額的分紅。
稅務部門從達能獲得的銀行往來憑證顯示，1996年－2005年，宗慶後累計獲得“服務費” 萬美元；在“獎勵股”安排中，達能將金加投資有限公司、卡爾文有限公司等境外子公司的若干股權“獎勵”給宗慶後，1996年－2006 年，宗從這兩家公司的股權分紅中，累計獲得資金萬美元；其餘大約4000多萬美元，則是達能和金加投資以回購上述兩公司股權名義，向宗支付的款項。根據宗慶後本人的要求，這些資金都打入了在香港開立的多個銀行賬戶，這些賬戶分別屬於宗本人、其妻施幼珍、其女宗馥莉，以及娃哈哈集團黨委書記杜建英，總金額約為7100萬美元。
2007年8月，一名自稱“稅務研究愛好者”的舉報人，實名舉報宗慶後隱瞞鉅額境內外收入，未如實申報並上繳個人所得稅總計共有3億元。國家稅務總局收到舉 報後，迅速督促杭州地稅局查辦，2007年11月稽查局正式立案。目前本案定性的難點，在於在稅務部門啟動調查後，宗慶後於2007年10月補交了2億多元的稅款，使應交而未交的稅款只餘數百萬元。因此，究竟是以近3億元立案，還是隻追究目前的數百萬元稅款，稅務系統內部仍然存在爭論。
中國對於偷稅罪的認定非常嚴格。《刑法》第201條規定，偷稅數額在1萬元以上、並且達到應納稅額的10％以上的，方構成偷稅罪。因此，如果追究宗慶後目前所餘稅款數百萬元，與應納稅額近3億元相比，也就不足10％。因此，宗氏在調查開始之後、立案前夕補交的2億多元稅款，成為認定其罪與非罪的關鍵。
這則報道幾乎自行宣判了宗慶後的偷稅罪，而且配了一張“妙手偶得，引人遐思型新聞圖片”：
圖片中宗慶後與兩個似乎是國家公務人員裝束、面目嚴峻的年輕人在一起。老宗一向不“上照”，跟親閨女照的照片也一幅眉耷拉、眼耷拉的樣子，這張照片上的臉色也不那麼好看。乍一看，我嚇一跳，宗慶後什麼時候進去了嗎？我趕緊給宗慶後打電話詢問。老宗正氣急敗壞，他告訴我，身後那倆貌似警察的人物，其實是娃哈哈的保安。
一陣啼笑皆非之後，我們轉到了正題：宗慶後的個稅究竟交沒交過？
在宗慶後與達能的《服務協議》中，白紙黑字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