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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一說），但大多數都消亡了，只有儒教或者道教和佛教交替占主導地位，當然在這些不同的思想體系之間緊張和衝突也時有發生，有時可能是這種思想體系在一個時期佔上風，有時可能是那種思想體系在一個時期佔上風，甚至還會發生互相傾軋和爭鬥，乃至衝突和戰爭，但最終的結局卻都是以達成一致意見，或以互相妥協和求同存異的方式使各種衝突得以解決。在這一歷史文明發展的程序中，儘管各派之間屢屢產生錯綜複雜的矛盾，但最終都能化解，從而演變成為一種帶有中國特色的解決問題的方式。
任何一箇中國人的個體也能體現出這種錯綜複雜的轉變過程，當然這要視當時的地點、情況和環境而定。常常是儒家思想或者道家思想的元素在一個人身上交替體現，因為在中國從來就沒有過一種一成不變的規定，人們找不到任何有關的文字記載。為了生存人們可以忍辱負重，也就是說，外在表現得十分溫良恭儉讓，但在內心深處，卻保持著孤傲的個性、不屈不撓的獨立性。
我們回到了北京，回到了飯店。我又開始埋頭於我的閱讀之中。我開始學習有關中國唐朝偉大詩人韓愈的歷史知識。韓愈是儒教的支持者，他抵制和反對來自外域的印度宗教——佛教思想，他撰寫了大量的批判佛教的文章和激揚的詩篇並編成書籍。這位癲狂的偉大詩人之舉激怒了當時支援佛教的皇帝，皇帝先判處韓愈死刑，在眾多大臣的請命之下，他作出改判的決定，把韓愈流放到今屬中國的廣東地區，當時那一帶鱷魚遍佈。
當我津津有味地繼續閱讀有關的歷史時，突然，《中國青年報》社編輯派了一個人來找我，還帶來了一位中國外貿部的先生，他轉交給我一封來自華沙的信。這是一封我所供職的《青年旗幟報》編輯部的同事們寫給我的信。信中寫道：“因為我們編輯部反對政府取消《既然》這個欄目，黨中央決定撤銷我們整個編輯部，派三位政府官員接管我們報社的工作。因此，一部分記者被解僱，還有一部分人在猶豫觀望。”在信中我的同事們問我，我有什麼想法？
中央外貿部的先生走後，我沒顧上多想，就對李同事說，我接到了國內的命令，讓我急速回國。我現在得立即打道回府。我看到李同事的臉抽搐了幾下。我們互相對視了一會兒，然後一起到樓下的餐廳吃了晚飯。
離開中國時的心情與離開印度時一樣，為此我感到很遺憾甚至覺得自己是一個失敗者。與此同時，我也意識到自己是在有意逃離這個地方，因為我必須逃離這個地方。原因是，迄今為止，這個國度對我來說始終是一個嶄新而又陌生的世界。但它正試圖拉我進入它的軌道，並要完全吞噬我，它使我著迷，使我無法抵制它的誘惑。我心中似乎燃起了一把火，我渴望瞭解它，渴望把自己完全熔化和溶解在這個對我來說仍像是一個外星球的世界之中，併成為它的一員。我突然有一種感覺，我就是土生土長在這兒的人，我的生活就在這兒。我十分渴望立即學會中國的語言，能夠如飢似渴地閱讀有關它的一切書籍，瞭解對我來說這塊十分陌生的土地上的一草一木。
這似乎是一種病態，也是一種十分危險的致命弱點，因為在這樣想的同時，我也意識到，這個國家的文明歷史是如此深邃、厚重、豐富、複雜而又呈多樣性，即使我能弄懂一點皮毛，即使我可以做到一知半解，也需要耗費我畢生的精力。因為，這裡的文化就像這裡的建築一樣，有數不盡的房間、遊廊、平臺、屋瓴，進入它就像進入迂迴曲折的迷宮一樣，令人迷失其中。如果你走進其中的一間，你就會無法走出來，無法折回，沒有回頭路可走。要想成為一名印度學學者、中國學學者、*學學者或者希伯來學學者，必須是具有淵博知識的專家，對我來說，我已沒有更多的空間和時間了。這個世界更能吸引我的是，讓我去接觸更多的新人新事，探尋新的道路，發現新的藍天。其實最能誘惑我的還是跨越一下國境，探究一下國界的那邊究竟能看到什麼，這一直是我魂牽夢繞的要做的事。
我回到了華沙。我又開始懊悔我對中國的一無所知，我在中國期間的無所作為和我的孤獨空虛。後來我瞭解到，當時派我去中國，是因為解凍後發生了兩件事：一件是1956年發生的“十月事件”，第二件是毛主席發起了“百花齊放”的運動。我到北京之後，在華沙和北京發生的事卻又恰恰相反，哥穆爾卡發起了反對自由化的運動，而毛澤東在中國發起了令人髮指的政治運動——“大躍進。”
實際上，我到北京後的第二天，我就應該回國，之所以我的報社沒有招我回國，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懼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