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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官是狡猾的，他不會輕而易舉就露出狐狸尾巴，反高一尺，貪高一丈，反貪手段的滯後與邊緣化，以及貪官反“反貪”招數的不斷更新換代，則是一些貪官有恃無恐的原因之一。因為在他們看來，那一套正常的反貪手續已經了無新意，自己對其早已產生了免疫力，有妙招護體。反貪部門如果學會本人教的此三招，恐怕多數貪官得落馬。
另外，看到這樣的另類反貪方式，我們的專門、專業的反貪人員與相關部門是不是該有所反思呢？平時，在貪官瘋狂斂財的時候，監督部門去哪了？在貪官自鳴得意的時候，反貪人員在哪裡？如果小偷、貪官的情婦、民工等不在無意之中幫忙，這些貪官是不是就依然“任爾反貪哄哄，我自巍然不動”呢？這些問題，非常值得人們反思。
官員交女友不是個小問題
看了一個材料很吃驚。在2005年的一次研討會上，最高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趙登舉語出驚人：最高人民檢察院查辦的省部級幹部大案中，幾乎每人都有情婦，“性賄賂目前在行賄犯罪中已相當普遍”。今年“兩會”期間的一組資料雖然遭到質疑，但人們心底也不能不泛起一絲涼意：被查處的貪官汙吏中95％都有情婦，*的領導幹部中60％以上與“包二奶”有關。這些數字和材料，並不能說明95％的官員有情婦，也不能說明省部級幹部都有情婦，但是足見情婦問題有多麼嚴重。
我們掌握實權的領導幹部中絕大多數是共產黨員，如果說這些人包情婦的話，不僅違反了黨紀，也觸犯了國家的法律，衝擊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道德法則，破壞了法定的一夫一妻制度。如果由此引發更大的*，後果不堪設想。因此，有情婦本身就是*，有情婦的人就不符合黨員的標準，更不能繼續擔任領導幹部。正如本人以前撰文說，查*要從查情婦入手。
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要成為群眾的楷模，必須克服各種不當的慾望，普通人能做的，黨員領導幹部不能做，而不是相反。黨員領導幹部要自律，從嚴要求自己，做到只許百姓放火，不許州官點燈。要麼不要當官，要麼不要有情婦。宣告，並非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
如果說情婦問題是一種性賄賂，我以為並不全面，因為這是僅僅從行賄者的角度而言的。這是把情婦當作一種物化了的東西，與金錢物資並列作為一種行賄的客體。即使作為行賄的客體，不論情婦本人是否作為行賄者，事實上情婦本人也是有實際利益的獲取，儘管是不當利益。這就和一般的行賄客體有所區別。另一角度講，作為賄賂客體的情婦本人在利益的驅使下大多情況下是自願的，這和一般的賄賂也有區別。
從上面所述的材料可以看出，這個問題已非常嚴重，甚至於到了可能*亡國的程度，需要引起有關領導和部門的重視了！
胡長清：化名幽會女服務員
擔任江西省副省長後，胡長清一度住在屬於省政府的贛江賓館。該賓館的一位比胡長清小20歲的女服務員胡小姐，得知這位中年男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胡副省長，便同這位貌不驚人的男人聯絡起來。
與胡長清有了特殊關係後不久，胡小姐便在南昌市中心地段得到了一套2室1廳的房子，並很快被調到省裡的一家事業單位上班。胡長清在昆明世博會期間，為了到廣州與她幽會，竟然不惜化名登上了去廣州的飛機。
性受賄第一案：安惠君
深圳市公安局羅湖分局原局長安惠君，涉嫌“買官賣官、包庇*場所並收受鉅額賄賂”一案塵埃落定，她的貪汙受賄手段並沒有什麼出奇，讓人們議論至今的是其“曾接受性賄賂”一事。
據媒體披露，安惠君*案件偵查期間，安惠君個人生活糜爛，甚至接受男警員的性賄賂。在羅湖政法系統流傳甚廣的說法是：安惠君多次以出外考察的名義，指定年輕英俊的男警員單獨跟隨她外出，期間向英俊下屬作出性暗示。如順其要求，回深圳後將迅速升遷；反之則升職無望，理由是“有待磨練”。
性行賄第一案：蔣豔萍
蔣豔萍出生在湘東山區，被當地村民親切地稱為“一朵豔麗的山茶花”。讓鄉親們沒有想到的是，這朵美麗的“山茶花”正是利用了自己的姿色步步高昇，然後走向無底的深淵。
蔣豔萍曾總結出一套屢試不爽的怪論：“在男人當權的社會，只有懂得充分開發利用男人的女人，才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這一怪論的“精髓”就是利用女人的“資本”，充分“開發利用”男人的權力，亦即權色交易。
從給湘潭市某領導當“二奶”，到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