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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統治下，挺身與國民黨當權派鬥爭，一往直前、二入牢獄、三頭六臂、四面樹敵；又挺身與臺灣人當權派鬥爭，五花八門、六親不認、七步成章、八面威風。
“在所有鬥爭中，總是以人不可及的大人格、大節操、大頭銜、大才華、大手筆、大刀斧、大有為和大不敬，去斬將搴旗，外加踹走狗、小卒一腳。李敖的敵人是不分大小的，從外省人民族救星到臺灣人民間乩童，只要看不慣，都可成為我嫉惡如仇的敵人，然後動用大量的資料與黑資料，筆力萬鈞，把死人鞭屍、把活人打倒。在這種得理不饒人的作業中，我是獨行俠，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又‘時髦不能動’。畫餅樓主在《臺北日記》中說：‘對整個知識界、思想界來講，李敖才當得起真正的孤星，因為他耐得住寂寥，忍得住高處不勝寒。’正因為有這種氣魄，所以我不為‘時髦’所動，‘雖千萬人，吾亦往矣’。在往矣以後，口頭以先知姿態作弄別人。別人永遠跟不上我。別人是羊的時候，我是老虎；別人變成了老虎，我又是武松。這樣的外省人，在這樣的孤島上，豈不是怪事麼？ 亞歷山大大帝見到思想家狄阿杰尼斯，告訴他說：‘如果我不是亞歷山大，我願我是狄阿杰尼斯。’而我的自負是：
“如果我不是李敖，我願我是李敖第二。50年在臺灣，我自負得不做第二人想，雖然如此，作為一個來自白山黑水的人、作為一個午夜神馳於人類憂患的人、作為一個思想才情獨邁千古的人，我實在生不逢時，又生不逢地。嚴格地說，我根本不屬於這個時代、這個地方，就好像耶穌不屬於那個時代、那個地方一樣。我本該是50年後才降世於大陸的人，因為我的境界，在這個島上，至少超出50年。我同許多敵友，不是‘相見恨晚’，而是‘相見恨早’。今天的窘局，只是他們媽媽小產和我媽媽早生的誤差。這一誤差，湊合了許多根本不該碰面的人碰在一起。也許，只有從這個謔畫的角度來看我難以見容於這個島，大家才舒服一點、開展一點，才少一點怒容、多一點苦笑。
“耶穌說沒有先知在自己鄉土上被接受，大陸是李敖的鄉土，但我不在其內；臺灣是李敖的鄉土，但我被見於外，不過，對我說來，在內與見外，皆屬過眼煙雲，總歸中國是我的鄉土，在這鄉土上，大陸也好，臺灣也罷，對我都是一樣，我的終極是在無何有之鄉、在廣漠之野、在中國與人類的歷史上定位。在那定位深處，我英靈不泯，也會驀然回首、回首‘向來蕭瑟處’的臺灣、回首也無風雨也無晴的臺灣，而有以渾然一笑。—我會自語：‘那個孤島嗎？我曾經住過50年，從青春到老去，我都在那兒。那是一個奇怪的島，不論我住多久、不論我多少快意恩仇，總覺得只有我一個人在那兒。雖然如此枯寂，我還是忘不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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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星沉”過後是低谷
“星沉”過後是低谷
李敖在臺灣“文獻會”及“文星”雜誌執行編務前後，正是他文學人生的創作高峰。然而隨著《文星》的停刊，李敖的生活也一度陷入了困境。關於《文星》前後的境遇，李敖有如下自述，他說：“到了1963年3月，我自動在研究所休了學，這事給了陶希聖一個藉口，他5月3日去日本，臨行寫了一封信給高蔭祖，說‘文獻會’以用研究生為宜，李敖不告訴他就休學，他決定以留職發薪方式，請李敖暫時別來上班了。5月4日，我有日記如下：……並不是國民黨反對你，國民黨歡迎你合作。對高蔭祖的建議，我拒絕，同時謝絕留職‘發’薪。謝絕‘遣散費’，謝絕替我另外找事的主意。……一年三個月零四天的混飯生涯，如今竟如此這般地告一結束，可嘆可笑。
“此事給我三大刺激：一、一切不愉快是由於我太窮，來此會以前，窮得當褲子……當時若身懷幾千元，何至於為每月1000元上‘船’？二、故為今之計，似非擺脫一切，設法有一點點起碼的經濟基礎不可，我希望是5至10萬元的存款，兩袋不空，自然站得更直，自然更少不愉快。5月14日，我有日記如下：‘下午辦好移交，我只肯收本月一至三號三天的薪水（120元），高某某說我太矯情，袁某某說本會‘送錢’有前例，我皆不肯。最後留信而行（將三天薪水的收據附其中）。……高某某說，李敖一年三個月來去了那麼多次的南港，沒報過一個車馬費！’陶希聖從日本回來後，5月22日，送來從日本帶回的領帶一條、襪子一雙，並留名片向我致意，並送我一筆錢。我收下領帶、襪子，把錢退回了……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