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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這僅有的“三代”,其它的全部被忽略了?比如三星堆文明在偶然發現之前我們就毫無留意,直到他們的青銅器豎立在我們眼前我們才知道原來還有這麼一支文明。修族譜的習慣是否真的有如此大的影響?難道三星堆人僅只是因為沒有修族譜的習慣才被中國歷史忘記了?
至今在中國境內哪個民族依然具有這個頑強的修族譜的習慣,是僅只“客家人”有此傳統,還是其它的民族也有此傳統?他們是相互學習的這個傳統習慣還是自古就有呢?另外,在中東具有修族譜的除了猶太人還有其它民族嗎?這些問題應該予以足夠的重視,因為我們的歷史實際上有可能是被一個喜歡修族譜的家族給誇張填充了。
在《鎖定兩海》一書裡我懷疑“夏甲”就是“客家”,至今客家人也有記錄家譜的習慣,比如今天南方贛州的客家人竟然可以記錄到從1700年前河南穎川南遷的詳細事實。當然,中國幾個聖家族的族譜就更清晰了,比如孔孟家族。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有其它的國家民族有此習好。猶太人的家譜能力倒是不用懷疑。中亞一些國家似乎也一樣有類似傳統。
由於缺乏文字,夏朝實際上並沒有留下來任何文獻,所以有關夏朝可談的很少,只有傳說。而這些傳說在中國並未得到有效的清理以區別於真實的歷史,估計要很久之後我們才可能繼續對夏繼續說三道四。儘管中國人喜歡開口就說“夏商周”三代,但實際上西方人並不認同有“夏”這個朝代,他們遵從的是科學原則,我們中國人認同的是情感原則,甚至神話原則,或者乾脆就因為夏商周是同宗的,自古就是連同一體的,所以言我中華必從夏始。當然,或許中國人這樣並非沒有道理,因為據說“華夏”就是從“夏”開始的。
關注商朝(1)
有較多可談的是商朝。
商朝公認的發源地是山東,時間則是大汶口文化之後的龍山文化。商文化或者說龍山文化逐漸向中原靠近,他們的都城一步步進入黃河中游。最終龍山文化與晚期的仰韶文化在中原河南融合。兩種文化典型的混合承擔者是夏朝。這個現象本身很有意思,或許它暗示了最初的某種聯合,這甚至讓我們無法判斷夏的來路,在東西之間搖擺。
商更明顯地指向了東方海上,然而近年來對於商墓中玉器來自西域的鑑定又一次使我們懷疑商其實也很可能採用兩條不同的水陸道路,並且迂迴了東西兩條路線。
假如說周取代了商是由於宗教,那麼我假設商取代了夏是因為一種職業性新勢力:商業。
我們可以認為在大約3600年前海洋文明擊敗了夏所代表的內陸農業文明,而這個附帶于海洋文化之中的是日漸發達的商業。
再繼續進一步仔細分析,商朝內部也發生過大的變化。商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前商”與“後商”。甚至這個變化之大讓許多人詫異地疑問:他們還是一個王朝嗎?這個“結構”上的鬆散其實不由得讓人想起來張光直先生對於商王朝政治格局的讀解:輪流坐莊制。
張先生認為,可能商王朝並不是由一個統一的皇室家族統治,而是由幾個大的家族輪流定期執政。這個說法我很歡迎,不僅給“後商”的突然變化做出了合理解釋,而且還為我後面一個更大的假設提供了方便的背景條件。只是有一點改動的是,我假設這幾個輪流執政的家族都是富商巨賈,實際上類似的形式在地中海東岸確實出現過。
張光直先生提出的商王的“輪流坐莊”假設是,具有統治權的王族共有十個群體,按照幹(支)體系分為十個,每個群體中的王就以他們的群族來命名這個王。如武丁來自“丁”群。這個假設很有創意,如清朝“八旗”有異曲同工之美,也合乎邏輯,不過目前尚需要更多證據。
似乎從“後商”(大約3300年前)開始,發生了某種革命,其標誌是甲骨文突然出現,使用龜甲的占卜大規模出現,葬俗也出現了大幅度改革。這些都意味著宗教與政治的劇烈變動。我甚至認為後商與周人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絡。但周人或許為了真正的另立江山才徹底推翻了商人。他們之間有聯姻關係是肯定的,但之間的真正關係如何,起碼不能以封神演義那樣的文學作品來論證,因為就這部只有幾百年歷史的文學作品看,周朝與商朝水火不容,不可能是我假設的更為密切的聯絡。
一種帶隧道的王墓在後商開始出現,威望越高隧道越長,國王與親王之間在隧道的數目上有明顯區別。只有國王可以四條隧道,王室成員根據等級不同隧道的數目發生改變,在後世人們稱其為“隧禮”。這一情況在中國封閉的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