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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色狗馬的沉迷炫耀。她是刻畫了不少，然而目的不是未了製造一種可以作為商品變賣的“時尚”、“情趣”，也就是說，他並沒有被她所描寫的那一切所轄制，相反，她始終執拗地希望剝離出紛然偶然之後沉默的本相。比如她寫善生對異性的態度，“只因未曾識別愛慾歡愉的表相，卻被迫進入它的內心。他知道它的真相，所以不會被迷惑誘引。他說，我不愛惜她們，我對她們沒有憐憫。”有了這種類似佛教的“色空觀”，都市/極地、中心/邊緣，就可以互為映象，彼此表面的落差跨過去也不難，而寫《蓮花》的安妮，確實已經將這些輕輕跨過了。
4、文字只能迎上去
關於昭慶、善生與內河的“殊途同歸”，最後一段結論性的文字值得注意：“一切消失不見。地球也最終消亡——也許只有一種存在天地之間超越天地之外的力量，才能夠永久地讓人信服。願意相信它為輪迴的生命之道。這也是人所能獲得的慰藉和信念所在——想來慶昭一定重複地看過無數次這樣的景象，但依舊每一次都被這樣的美和尊嚴所折服。”這不是假裝出來的謙卑。
安妮的小說與隨筆——比如《告別薇安》、《二三事》、《清醒紀》——常常驚愕於瞬間“偶在”的神性，她可以透過坐飛機的經驗、夜晚焰火、細小的裝飾品之類來“格物致知”，思索常人想象不到的問題。在《蓮花》中，她似乎更確鑿更持久地遭遇這些難以把捉之物了。
文字豈能抵達神性體驗的萬一？文字不必，也不配。但文字無法迴避。神性感動忽然而至，文字只能不管不顧地迎上去。文字向著這一維度敞開，表面的狂放強悍，自然難以障礙心底的降卑微和順服。
5、寫作經濟學
安妮文字的強悍與狂放，首先意味著敢於捨棄。安妮捨棄了多少陳詞濫調？這隻要把她和隨便哪個叫得震天響的“嚴肅文學作者”稍加比較，就可以大致明白。
她不會為了迎合體制性的文學潮流而刻意“完善”自己，比如她那經常不講道理的斷句方式。一連串的句號表明的不只是隨意，也是勇敢。倘沒有生命體驗的連續性作為實底，文字的暢達或故事的連續性就不可原諒。那只是多餘和造作。寧可選擇斷裂與破損。把筆大膽地交給偶然，而將熟悉的所謂必然邏輯棄置一旁，用斷裂和破損的形式，直接說出邂逅偶然的感觸，這，幾乎可以說是安妮屢試不爽的一點寫作訣竅。
她沒有太多因襲的重擔，沒有俯仰鼻息的膽怯和投機，所以她輕易拆毀了別人辛苦持守的無謂的界限。這是需要一點張愛玲所謂“雙手推開生死路”的蠻橫之氣的。
以往她竭力迴避完整的敘述（《清醒紀》最後一節寫父母的“他她”或許是個例外），《蓮花》的敘述則相對比較充分——但還是儘量簡化了。她不想透過榨取故事純粹形式或傳奇意味上的可能性來產生意義，而喜歡在常常雷同的簡單故事框架中，尋索那寄存於故事中，卻不被劇中人所擁有，只能相信來自神秘大能者零星閃現的吉光片羽。
這樣一路輕快的抒寫，是採擷，也是捨棄。也許更多地捨棄了那不值得采擷的東西。寫實派的鉅細無遺的模擬，或先鋒苦吟派絞盡腦汁的懸想，都丟棄了。她的文字更急迫，更緊張，更直接，也更有解放的活力與直指本心的誠意。但是，因為大膽的捨棄，外觀上反而很輕鬆。
在這方面，幾乎看不出她有任何“當代文學傳統”的繼承，除非你說，人的基本訴說慾望和聰明的規避與挑選，也必有傳統的前例可循。比如，當她斷句最厲害的時候，容易使人想起古詩詞的直接與儉省，但大概不能說，她乃是在唐詩宋詞的意境中討生活吧。
至於她的“思想”，就只能姑且說是無師自通了。人大概天生都是哲學家，只要他沒學過哲學，或沒有被濫調的文學所欺騙。
安妮的情與思嚴肅而富饒，故事卻簡單，文字也輕省。這種寫作的經濟學原則，也許要令寫實派或苦吟派一同惱怒。
“直接說出來吧！”
這，乃是“輕易獲得成功”的安妮給喜歡作繭自縛因而幾乎成為躲在各種文學正規化裡面的“套中人”和“邯鄲學步者”——所謂“嚴肅文學”、“純文學”往往如此——一個最大的刺激。
迄今為止，有意義的寫作競賽似乎只在“嚴肅文學”、“純文學”的一些“大師”之間展開。其實，這種競賽所依據的規則和所能瞄準的目標，都太有限了。
6、領先和超越
“他人”，多數只出現於她的視野而非經歷中。她經常把視野的涵蓋等同於實際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