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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智堪,作為旅日華僑,其愛國之舉,功同日月。為此,他付出的代價十分巨大。《田中奏摺》披露後,日本政府矢口否認。但他們追查這次洩密事件卻雷厲風行:以山下勇為首的二十八個人被解僱,蔡智堪被捕。因為山下勇失業,蔡智堪慷慨向他支付了萬元的生活費。好心無好報,這個山下勇後來竟在蔡智堪入獄後強佔了他的房子,最終亦拒不歸還。蔡智堪入獄後,他的200萬美金的資產全部被日本當局沒收。由此也反證了由蔡智堪描出的這份奏摺是真實的。因為真實,讓日本政府難堪而被動。
二十多年後,蔡智堪在香港《自由人》雜誌發表了《我怎樣取得〈田中奏摺〉》的回憶。1960年11月,另一個知情人王家楨在《文史資料選輯》上發表了《日本兩機密檔案中譯本的來歷》。④ 雖然細節陳述不同,但他們二人都不約而同地認定了《田中奏摺》是由張學良策劃,由王家楨佈置,由蔡智堪取得檔案抄件,再轉王氏,此後才大白天下的。因為在1929年12月公開發表田中奏摺時,世人並不詳知奏摺披露內幕。日本人很清楚,但做賊心虛,故緘口不言,惟以報復蔡智堪為能事。後來,蔡氏被日本人拘禁,破財而不免災。數年後回臺灣,又不事張揚,所以國人多不清楚他的愛國義舉。
蔡智堪清貧以終。生前留有《明志詩》,數十年後由其子蔡鹹源公諸於世。詩曰:
多年苦難事,忠貞到蓋棺。
不將雙行淚,輕向子孫彈。⑤
中國臺灣網於2000年7月1日,發表“臺聲”文章,題為《為保全國家而傾家蕩產的“情報員”》,紀念蔡智堪。
閻延文長篇歷史小說《青史青山》中,亦詳述蔡智堪生平業績。雖然遲了半個世紀,而歷史的公正性,仍然讓國人心頭一暖。追述這段“情報史”,意在展示在國難將作之際,中國並不乏機智、勇敢、無畏、獻身的英雄。此外的用意還在於揭示少數人的警醒並不能改變大多數國民的麻木,尤其不能改變國家最高權力層面對人民災難、國家災難的冷漠、自私、認賊作父、認敵為友、一無所為。
蔡智堪的事蹟成為一個特例、一段傳奇,時過境遷,甚至有人懷疑他的愛國壯舉是“007”式的諜影童話。而歷代本身是改變不了的。
呼應了本節的標題,《田中奏摺》的披露只是讓一個盜竊計劃曝了光。盜賊還是盜賊,他們也許會修改其計劃,但決不願意放棄其盜竊本職。作為“盜工作者”,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已嚐到不少“盜”的甜頭,且積累了許多“盜亦無道”的經驗。
讓我們作一次快速掃描:
——1880年,作為剛剛成立兩年的參謀本部部長的山縣有朋,嚮明治天皇進呈了由參謀本部管西局局長桂大郎草擬的《鄰邦軍備論》,提出先從侵略朝鮮入手,繼而侵略中國。
按:這計劃順利實施。1882年朝鮮爆發反日的“壬午事變”,日軍出兵朝鮮,透過不平等的《仁川條約》,日本取得在朝鮮京城(漢城)的駐兵權。1885年的《中日天津條約》讓日本與中國在朝鮮擁有同等地位。中國人退了一步,日本人打上家門。
——1887年,山縣有朋制訂了《清國征討策案》,提出備戰五年,大舉入侵中國。
按:這個五年計劃稍稍推遲了一點,由1894年甲午戰爭畫上句號。《馬關條約》讓日本人大撈一把。攫取中國臺灣,打通南下通道,為二戰佔領東南亞埋一伏筆;獲賠白銀二億兩,是日本甲午戰費的二十五倍,是日本年財政收入的六倍,用這筆搶來的錢,日本人大肆擴軍備戰,又為新一輪的侵華積聚實力。
——日俄戰爭後的《朴茨茅斯和約》讓日本獨佔朝鮮利益合法化。1910年的《日韓合併條約》則實現了日本對朝鮮的併吞。
按:中國東方失去了附庸國的遮蔽,東三省裸露在日本炮艦前衝。而早在朝鮮被鯨吞前,日本人填補俄國人的空缺,透過“滿鐵”經營權,已經將一根吸血管插入中國東三省。
——1912年,日本浪人川島浪速乘著中國辛亥革命後的內部動盪,策劃了第一次“滿蒙獨立”。1916年,又策劃了第二次“滿蒙獨立”。
按:這兩次分裂中國疆土的行徑雖被張作霖挫敗,但證明日本人將滿蒙(中國東三省)分裂出中國版圖的既定方針,已經到了具體實施階段。
——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德國人無暇東顧的形勢下,日本不顧英國人的勸阻,對德宣戰。在未經中國政府同意的情況下,日本軍隊9月2日從山東龍口